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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外经发展有限公司等诉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损害公司权益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宝安外经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宝安公司）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福民经济发展公司（下称福民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核电公司）。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粤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粤核公司）。
核电公司（出资６０％）、福民公司（出资１８％）、宝安公司（出资１０％）、深圳市观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观澜公司）及深圳核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实业公司）（各出资６％）五位股东共同投资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粤核公司。公司成立时，投资各方签订合作合同，约定公司设立董事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掌握公司经营权。董事会由八位董事组成，核电公司委派四人，其他四公司各委派一人，每人一票表决权；对重大问题由董事一致通过形成决议，对其他事宜由三分之二多数或超过半数通过形成决议。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的公司章程将董事会有权决定的“重大事宜”明确为：决定和批准生产计划、年度营业计划和采购计划；批准年度财务报告、收支预决算与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等。公司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为：同意核电公司总经理兼任粤核公司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核电公司全权处理公司筹备期间的登记注册、办公场所租赁等事宜。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９日，粤核公司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并作出由五位董事（其中董事长、副董事长代表核电公司、其余三位董事各代表宝安公司、福民公司及观澜公司）签署同意的《粤核公司董事会关于解决流动资金贷款问题的决议》（下称７?２９决议），内容为：同意公司的资金使用计划。按粤核公司在天力神公司所占股份比例借出２８０万元给天力神公司作流动资金，该项贷款由核电公司向粤核公司提供担保，其他股东福民公司、宝安公司及观澜公司各自以自己在粤核公司的股份对核电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共同承担该项贷款的责任。同年８月，粤核公司总经理代表公司与天力神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借给后者人民币２８０万元，借款本息到期未能收回。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６日，粤核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作出由八位董事及实业公司总工程师、福民公司总经理签署同意的决议（下称４?１６决议）。其中董事长及其余二位董事由核电公司委派，副董事长由福民公司委派，其余四位董事宝安公司及观澜公司各委派一位、实业公司委派二位。决议内容为：一致通过公司报告及一九九五年度财务结算报告。财务结算报告中载明公司对外长期投资６７０万元：其中对天力神公司投资５５０万元，对博龙公司投资１２０万元。对外贷款贷给天力神公司２８０万元。另外，粤核公司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度工商年检报告中记录：粤核公司对天力神公司及博龙公司总计投资６７０万元，粤核公司是天力神公司第一大股东，占股份５５％。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１日，粤核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作出由七位董事（其中董事长及另一位董事代表核电公司、副董事长代表福民公司，两位董事代表实业公司，其余两位董事各代表宝安公司及观澜公司）签署的决议（下称７?１１决议）。决议内容为：董事会要求总经理部做好天力神公司内部清盘，归还贷款，减少粤核公司对外投资的损失。宝安公司及福民公司派驻董事签署了不同意承担对天力神公司投资损失的意见。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８日，粤核公司召开由全部五方股东参加的“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宝安公司、福民公司及观澜公司提出对粤核公司进行清算并由核电公司独自承担擅自对外投资亏损的全部责任，同时请求董事会根据清算结果追究粤核公司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不善的法律责任及刑事责任。如核电公司不同意清算，则将股份转让给后者，否则向法律机关申请清盘。董事会对此未予答复。同年１０月２４日，核电公司和实业公司致函粤核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称对公司清算问题请各股东斟酌。宝安公司与福民公司遂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４日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核电公司向粤核公司赔偿投资款６７０万元、放贷款２８０万元及两笔款项的法定利息。原审法院追加粤核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另外，粤核公司另一股东观澜公司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出具《证明》称：粤核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由核电公司派人独自经营，其他股东没有参与经营活动。粤核公司从未就对外投资、借贷等重大事项召开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实业公司系核电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在各次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其均与核电公司保持一致，在最后“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上，与核电公司一道不同意对粤核公司进行清算及由核电公司承担全部损失。

【法院审理及判决】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宝安公司和福民公司起诉主张核电公司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及股东间合作合同的约定，擅自对外投资和出借巨额款项，造成粤核公司重大损失，从而给宝安公司和观澜公司造成损失。原告关于保护其股东权益的请求属违约之债，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因宝安公司和观澜公司派驻粤核公司的董事签署了４?１６决议和７?１１决议，故可推定宝安公司和观澜公司在４?１６决议通过时即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６日，或者最迟在７?１１决议通过时即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１日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粤核公司对天力神公司进行了投资和借贷。宝安公司和观澜公司向法院请求保护权利的时间从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６日或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１日开始起算至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４日起诉日，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１３５条、第１３７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宝安公司和观澜公司的诉讼请求。
宝安公司不服原判，上诉认为：宝安公司和观澜公司诉核电公司侵害粤核公司利益，属代表粤核公司诉控股股东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股东权益不是债权而是财产所有权，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仅适用于债权的请求权而不适用于与所有权、人身权相关的请求权。而且粤核公司一直由控股股东单独经营，公司对外投资没有经过公司股东大会一致通过，属控股股东的擅自行为。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宝安宝安公司和观澜福民公司在原审中的诉求。
被上诉人核电公司则答辩认为：首先，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必须与案件的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起诉时须证明自己是诉讼标的所指权利的享有人，宝安公司和观澜公司无权为第三人粤核公司权益向法院起诉。其次，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是针对所有被侵害的民事权利而言，并没有所谓所有权、人身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债权才适用诉讼时效之分。第三，粤核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和借款。粤核公司之章程和合营合同确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公司合营合同和章程不仅是股东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和公司组织、行为所依据的准则，并且是经工商局审核批准的。少数股东如果对合营合同和合营章程赋予董事会的上述权力有异议，应通过法定程序对章程和合同进行修改和变更，而无权主张上述权利由股东大会行使。
第三人粤核公司在一、二审答辩中均同意核电公司意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少数股东诉请控股股东向公司赔偿损失，属控股股东损害公司权益纠纷。
关于宝安公司及福民公司是否拥有诉权。由于该两家股东在所诉侵害行为发生期间内一直持有公司股份，且其股份总和为２８％，代表了公司内相当部分股东的利益，同时该两家股东已在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８日粤核公司“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上提出对粤核公司进行清算并由核电公司承担擅自对外投资亏损的责任，同时要求公司董事会根据清算结果追究有关高管人员经营不善的法律责任及刑事责任，但未获董事会答复。一个月之后，核电公司和实业公司在致粤核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的函中对此也予以拒绝。据此，可以认定粤核公司董事会已不再可能形成决议起诉核电公司，故应当认定该两家股东有权代表公司向核电公司提起诉讼。
关于粤核公司是否由控股股东独自经营。首先，股东合作合同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最高权力机关为董事会，董事会享有经营权。虽然在２００２年后，公司董事会应国家整顿公司的要求而改称“股东大会”，但作为有限公司，粤核公司并不需要成立“股东大会”，同时公司也未通过有效的决议设立股东会及重新划分董事会与股东会的权限，更没有通过工商部门变更公司现有的章程，因此，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一直是董事会。其次，公司成立后，各股东均派出自己的代表出任董事，正副董事长分别由控股股东及少数股东各自派驻的董事担任，公司决议以每个董事一票，多数决定的原则形成。第三，公司对外贷款及投资均由董事会依合法程序形成决议批准，决定该事宜属于董事会权利的范畴，且符合决议通过的法定人数。综上可以认定，粤核公司并非由控股股东独自经营，而是由董事会掌控经营管理权。
关于控股股东是否在董事会中具有控制地位。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八位董事组成，每人一票。公司成立后，八位董事中核电公司任命三位，实业公司任命两位，宝安公司等三位股东各任命一位。由于实业公司系核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在董事会表决中一直与核电公司达成默契统一表决，故核电公司实际形成对粤核公司董事会的控制。
关于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利用其控制地位，擅自对外投资、借贷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行为。首先，从４?１６决议的通过来看，其中核电公司占三票，实业公司占两票，宝安公司等三位股东各占一票，虽然核电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实业公司的表决权加在一起总数超过５０％，属表决中的大多数，但宝安公司等少数股东在决议通过时对公司对外投资和借贷并没有表示异议，相反却投票予以赞成。其次，从批准粤核公司贷款给天力神公司的７?２９决议的通过来看，其中核电公司占两票，宝安公司等少数股东占三票，为多数。同时宝安公司等少数股东派驻的三位董事不但同意公司贷款给天力神公司，而且还同意为核电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可见对外借贷确属少数股东的真实意愿。第三，天力神公司与核电公司及实业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粤核公司对外投资及借贷不属控股股东的擅自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不应由控股股东独自承担。
综上，依照《公司法》第４５条、第４６条、第４８条、第４９条、《民法通则》第８４条、第１３５条、第１３７条、《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第（一）项、第１５８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本案虽然最后以驳回少数股东的诉讼请求而结案，但从判决所阐述的理据和法律原则中可以看出法院在审理中所秉持的宗旨恰恰是要在公司法的适用上加强对少数股东的保护。由于旧公司法对股东的派生诉讼问题未予明确，所以导致了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上的困惑，法院不得不尝试根据原有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及民法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探索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及控股股东侵权责任认定的途径来实现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司法救济。
公司法修改之后，对股东的派生诉讼地位予以了认可，明显加强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针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大股东操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的状况，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赋予了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根据公司法的这一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应当符合下来条件：（1）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资格。为防止出现个别股东滥用此项诉讼权利，造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疲于应付诉讼，难以专注于公司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必要对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资格作出限制。因此，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才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2）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条件。为了避免滥诉给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带来负面影响，公司法规定当发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时，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只有上述机关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才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诉讼事由。股东代表诉讼主要是针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对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行为提起的诉讼。对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股东也可以代表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说来，股东代表诉讼仅是针对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我国公司法上的代表诉讼，不仅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而且还包括“他人”，真可谓是一大创新和进步。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由公司的成员和财产构成。公司的运营需要遵守一定规则，主要是公司自身订立的公司章程，以及以《公司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两种规则相比，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普遍性，而公司章程则更加灵活并符合公司的特殊性，二者的冲突有时不可避免。比如在实务中，公司以章程改变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的情况经常发生，改变的主要内容通常是将公司法上明确规定的应当由股东会行使的职权转而授予董事会行使。这种更改是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或者说公司章程改变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的边界为何？这需要分别从公司章程本身的性质，以及公司法对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规定的性质为出发点，进行分类分析。

　　一、公司章程的性质

　　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问题，各国的立法和学说都不尽相同，主要分为“自治法规说”和“契约说”。

　　（一）自治法规说

　　日本、韩国的公司立法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法规，自治法说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发起人根据法律赋予的“自治立法权”所制定的公司内部的“自治法”。[1]该说认为，公司章程虽具有契约或合同的作用, 但是, 二者是不能相互等同的, 公司章程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合同。具体来说有四个区别: 首先两者的效力范围不同; 其次两者的制定与修改程序不同; 第三两者生效时间不同; 第四两者作用不同。[2]该说的体现是章程一经订立，不仅参与制定章程的股东有约束力，而且可以约束以后加入公司的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这就与具有相对性的契约是截然不同的。公司章程自治法说注意了公司章程与契约的区别，强调在当事人自主意思的基础上，国家对公司章程有一定的规范约束，但是指出但是自治法说也有缺陷。首先，法规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构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称，而用以归纳章程的性质似有不妥。”[3]；其次，章程的效力范围是也不能约束广大公众，而用“法规”不能准确表明公司章程的效力范围。因此公司章程自治法说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否定。

　　（二）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契约

　　英美法系则把章程视为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契约。契约说认为，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运行公司的权利和义务达成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 “公司章程是公司与其成员之间的一种协议，也是公司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一种协议。’[4]契约说体现了制定章程过程中，股东的自由意志，体现了公司法的司法苏醒，但仍有缺陷无法自圆。第一，契约与公司章程的效力范围不同，章程包含了对未来公司的约束，公司章程不但对参与制定章程的股东或发起人有约束力，对公司未来的股东也具有约束力，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效力只及于签约各方当事人。第二，从内容上来说，公司章程有一些必须规定的内容即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还有一些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这与契约的意思自治原则是相悖的。第三，从程序上来说，公司章程有更严格的制定与修改程序、特殊的表现形式与生效条件。第四，由于公司董事、经理不是公司章程制定的当事人，根据契约法原理，公司章程就不能约束董事和经理，这不利于保护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三）小结：公司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

　　可以看出，学界对公司章程性质的认识有较大分歧，从理论上来讲，笔者倾向于自治法说，但在国家长期控制经济，市场刚刚开放数十年的中国来说，强调章程的自治性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必须要着重强调。而且，无论其性质如何，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规则，是股东和发起人就公司的重要事务所做的规范性和长期性安排。章程作为公司的自治规范，应由公司依法自行制定。无论是将公司章程理解为公司社团的自治法规, 还是股东与发起人就公司重要事务所做的规范性和长期性协议安排, 公司章程都体现出当事人之间较强的合意性, 其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当无疑义。[5]

　　二、公司法对于股东会职权规定的性质

　　公司法对股东权利的规定，从权利的性质上来说可分为固有权和非固有权，从规定的性质上来看，传统将其分为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对于这几个概念的辨析对于本文的探讨有着关键的意义。

　　（一）固有权和非固有权

　　固有权又称不可剥夺权, 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不得以公司章程或者股东( 大)会决议予以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非固有权又称可剥夺权, 是指以公司章程或股东( 大)会决议可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共益权多属于固有权, 自益权多属于非固有权。 [6]通常, 共益权和特别股东权均属固有权。法律允许由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加以限制或剥夺的股东权为非固有权, 自益权中的一部分便为非固有权。过去常常认为，限制股东固有权的章程条款无效, 限制股东非固有权的章程条款有效。该种理论将从权利着手区分章程自治边界，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具有如下缺陷: 首先,共益权与固有权、自益权与非固有权并非严格对应关系, 比如股利分配请求权、异议股份收买请求权、解散公司诉权皆属自益权, 然而若由章程加以限制或剥夺, 显属不当, 表决权虽为共益权, 但是公司可以不按出资或股份比例行使。其次, 它没有回答某种权利归为固有权或非固有权的法理依据或者说正当性何在。再次, 任何权利皆具有处分性, 固有权标准无法清晰说明股东自身是否可以放弃其享有的固有权。最后, 它忽略了章程订立过程中股东的自由意志，未能说明股东同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关系。

　　（二）任意性规范和和强制性规范之辩

　　过去，学者们曾对《公司法》究竟是强行法还是任意法进行过激烈的探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现在的通说认为公司法是一部兼具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私法。依可否由当事人的意思变更或拒绝适用为标准, 可以将公司法规范分为任意性规范和和强制性规范。前者“ 仅为补充或解释当事人之意思, 得由当事人之意思自由变更或拒绝适用” ( 后者为“ 凡法律规定之内容, 不许当事人之意思变更适用者” 。[7]我国公司法第5条明文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因此, 公司章程必须遵守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否则章程内容无效。[8]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公司法关于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规定的性质究竟如何?如幕公司法关于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为强制性规定的话，自无以章程改变公司法规定的可能；反之，如果上述规定为任意性规定的话，则可以章程改变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

　　美国学者M v爱森伯格认为公司是人和财产的结合。他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结构性规则、分配性规则和信义性规则。结构性规则是指有关决策权在公司机关的配置、行使决策权的条件以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的规则；分配性规则是关于对股东资产进行分配的规则；信义性规则是指调整经理和控制股东义务的规则。在此基础上，爱森伯格将上述规则与公司类型结合起来，对于公司法的性质做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在闭锁公司(即通常所说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人数较少，应允许股东自己决定其自治规则，所以，除了信义性规则为强制性规则外，公司法的其他规别多为任意性规则。而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人数过多，无法在制定公司章程时讨价还价，此时应由法律时其内部事务进行较详细的安排，所以．此时信义性规则和结构性规则都应属于强制性规则。[9]

　　我国也有学者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普通规则和基本规则两大类。前者指有关公司的组织、权力分配和运作及公司资产和利润分配等具体制度的规则, 后者指涉及有关公司内部关系( 主要包括管理层和公司股东、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关系) 的基本性质的规则[10]

　　（四）小结：原则性的结论

　　如前所述，不宜对公司法全部规定做简单的强制性规定或者任意性规定的划分。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必然要和社会上其他主体发生商业往来，会涉厦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公司法为保护社会利益必然会规定一些强制性的条文规范。就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而言，应当属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内容，公司法对这部分内容的规定，应在不同公司类型的前提下研究公司法的性质，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应更强调自治性，所以只把亟须保护的公司内部关系的规则(基本规则)视为强制性规则．而将普通规则视为任意性规则，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情形的例外。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必然的利益冲突，所以除了普通规则中有关利润分配的规则为任意性规则外，普通规则中的权利分配规则和基本规则都应是强制性的。买践中也常常可以见到通过有限公司通过章程扩张公司董事会权限．以使公司的决策更加富有效率。

　　三、超出一般性的例外情况

　　前面的论述之所以说是“一般情况下”，是因为，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下，章程是经过公司全体股东的协商通过的，体现了全体股东意志的统一。

　　（一）公司章程只体现大股东意志

　　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大量增加．公司的股东数量日益增多，相当一部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对于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是没有发言权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章程往往只体现大股东的意志和利益，而这部分人又往往具有公司董事的第二重身份，此时，公司章程对于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的修改常常会损害到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允许公司章程对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进行修改。

　　（二）章程修改的职权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