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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危险性影响刑罚的方式

李宇先 詹水清


人身危险性研究之三



一、人身危险性在刑罚立法中的影响
刑事立法是创制法律，具有只对行为不对行为人的特点，因而刑罚立法以社会危害性范畴为主要内容，根据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要求来安排刑罚体系、种类、法定刑的幅度。但是，刑罚立法不可能无视人身危险性的存在。纵观各国刑法，一般是在总则中做比较原则性的规定。西方国家对量刑原则的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在量刑时除考虑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以外，都要参考能够反映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个人情况。这表明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在刑罚立法中的重要意义。我国刑法中，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法院适用刑罚时的量刑酌定情节，并规定了对死缓、累犯、自首、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制度的适用时，必须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内容。例如，对缓刑的适用，要“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假释的适用，必须是“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可以假释”。对减刑的适用是“如果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可以减刑”。
二、人身危险性在刑罚裁量中的影响
我国有学者提出量刑事实根据一元论，认为我国的量刑事实根据应当是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的统一，从而否定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作用。笔者认为，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有理论根据，还有法律根据和实践根据。人身危险性在刑罚裁量阶段对刑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人身危险性影响刑罚种类的适用。量刑是法院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刑以及判处什么刑罚。其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决定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二是对犯罪人判处什么样的刑罚；三是判处多重的刑罚。如果有社会危害性，且人身危险性较大，就必须处以刑罚；如果有社会危害性，但是人身危险性不大，则可以考虑免予刑事处罚。通常情况下，我国刑法对同一犯罪行为规定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刑种，以便法官裁量时根据具体犯罪事实选择适用。人身危险性对刑种的适用有影响，人身危险性大的，选择较重的刑罚或者选择并处附加刑；人身危险性较小时，可以选择较轻的刑罚或者不并处附加刑。
２．人身危险性影响刑罚轻重的适用。我国刑罚体系中，除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外，其他刑罚都有幅度的问题。影响刑罚量的因素有很多，犯罪人的人身危险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当人身危险性较大、难以改造时，应当处以较长期的刑罚，进行较长时间的改造。如累犯、惯犯、前科犯，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大，再犯可能性也较大，所以法律规定为从重情节，量刑时从重处罚，判处较长期的刑罚和较多数量的财产刑，以实现个别预防的效果。二是当人身危险性较小、容易改造时，应当判处较短期的刑罚。如自首犯、中止犯、激情犯、偶犯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应当或者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未成年人思想不成熟，可塑性大，容易改造，人身危险性更容易减弱甚至消灭，因此，量刑时应判处较轻刑罚和较少数量的财产刑。
３．人身危险性影响缓刑的适用。缓刑是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刑事制度。缓刑具有独特的功能，既可以对犯罪分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予其应有的刑事处罚，表明国家对犯罪及犯罪人的否定性评价，又能很好地对具备宽恕条件的犯罪分子的宽大，实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我国刑法对缓刑制度也给予了认同，除累犯外，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所谓“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就是罪犯确实没有再次犯罪的可能，也就是人身危险性已消失。可见，有没有人身危险性是决定是否宣告缓刑的关键因素。
４．人身危险性影响死刑执行方式。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权利的刑罚，是最严厉的刑罚。在我国，死刑只适用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有两种执行方式——立即执行和缓期二年执行。决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方式的法定条件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虽然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理解存在分歧，但是绝大多数认为其中包含人身危险性内容。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如果人身危险性特别大，不堪改造，则可以立即执行；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是其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有改造可能的，则可以改判死缓。
三、人身危险性在刑罚执行中的影响
刑罚执行是刑罚裁量的落脚点，刑罚的效果也是通过刑罚执行得以实现。在刑罚执行阶段，教育与改造犯罪人是首要任务，也就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成为衡量教育改造质量的重要标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增大，说明教育改造没有取得效果，还需继续改造；人身危险性减小，说明教育改造有效果；人身危险性消失，说明教育改造的目的已达到。当然，刑罚执行也兼顾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期制约着执行刑期变更。社会危害性对刑罚执行的制约，也是一般预防的需要。人身危险性对刑罚执行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实现：一是减刑。减刑是法院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悔改表现具体内容包括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体现了人身危险性在减刑中的作用。犯罪人有悔改表现，就意味着人身危险性已削减。减刑作为法院对犯罪人的一种奖励，是对其服刑表现的一种客观评价，不仅是对其劳动改造的评价，更是对思想改造的肯定。二是假释。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是否假释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我国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在执行一定的刑罚后，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后附条件地予以释放。假释和缓刑一样，其实质是犯罪人在主观上没有危害社会之心，在行为上不致再危害社会。另一种是犯罪人没有危害社会的能力，如年老、残疾等。不论哪种情形，都说明犯罪人不再有犯罪可能，也就是没有人身危险性了。

政策性银行法律的定位

　

胡重喜 张早玉
　 我国于1994年先后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政策性银行至今尚未进行法律定位，运行中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因此，尽快建立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对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要从九个方面对政策性银行进行法律定位。

　 1、性质和宗旨。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按照国际惯例，我国政策性银行应该是由政府发起、组织，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不以盈利为目的，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在特定领域从事资金融通，支持、保护相关生产与经营，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特殊金融机构。其特殊性在于政策性银行具有政策性和金融性双重特征，但应着重于政策性。政策性银行要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

　 2、职能。由上述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性质和宗旨决定政策性银行具有四大职能①扶持，政策性银行应扶持商业银行不愿涉足的特定产业的发展。②倡导，政策性银行引导其他领域的资金向特定产业投入，以形成乘数效应，使特定产业迅速壮大，最终走向市场。③督导，政策性银行必须监督资金的使用，实行封闭管理，以确保政策性资金使用效益的最优化。④调控，就是国家通过政策性银行的干预和调控，以确保特定产业与其他国民经济各产业均衡发展。

　 3、机构设置。政策性银行的机构设置应实行单一制，即全国设立一家政策性银行。单一制模式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便于克服因政策性业务的阶段性造成的进退困难，进而节约运行成本。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与终止更应充分考虑政策性业务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点，赋予政策性银行根据政策性业务的变化自主决策的权利。

　 4、产权形式。按照“所有权的实质在于控制”的制度经济学原理，借鉴国际通行作法，结合我国实际，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产权形式应该也只能是国家独资，惟如此才能确保国家经济产业政策的顺利贯彻实施。

　 5、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在目前情况下，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应主要是国家财政专项基金和中央银行专项融资。在我国金融市场发育成熟后，可通过向金融市场发行专项债券来筹集资金。鉴于政策性银行的资金运用范围是随我国各个时期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应主要规定资金运用的原则。它包括公益性原则、政策性原则和微利性原则。

　 6、利益补偿。包括对风险造成的贷款本息损失的补偿和对因政策性贷款优惠利率造成的利差损失的补偿两个方面。为了使政策性银行应该补偿的利益得到及时补偿，必须确立“谁出政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利益补偿责任制。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安排政策性业务项目时，必须设立风险补偿基金，以便及时补偿。若不履行补偿义务的，应由财政部在为其安排的预算资金中全额扣回。

　 7、财务会计。政策性银行财务会计制度除规定应依照法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外，还应充分反映政策性银行的特征，在执行权责发生制方面要有别于商业银行，避免财务核算上的失真；在账务核算方面，要体现封闭管理的要求。

　 8、监督管理。政策性银行的监管不宜由人民银行独家担任，而应由国务院成立有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人民银行、审计署等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管理委员会，实施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日常监管工作由财政部负责。

　 9、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应包含政策性银行自身的法律责任和与政策性银行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两个方面，划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个层次。法律责任要凸显对政策性信贷资金的保护，强化对责任人的处罚，并明确规定对构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刑罚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