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铁路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意见
铁道部
关于铁路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意见
铁道部
意见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对于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发动和依靠全路广大职工，认真贯彻落实，搞好铁路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
一、把握机遇，搞好铁路的治理整顿
1、改革开放以来，铁路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客货周转量平均每年递增670亿吨公里，每公里铁路担负的客货运输密度平均每年递增110万吨公里，都居世界铁路的首位。我国铁路在装备低水平、运输高负荷、能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挖掘潜力，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第一步目标，
即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实现。这是全路职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各地、各部门支持下，奋力拚搏的结果。
2、铁路工作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严重的困难，存在不少问题。
——运输能力严重短缺，客货运输紧张，成为国民经济突出的薄弱环节。
——运输设备长期超负荷运转，修理能力不足，该修理的不能及时修理，该更新不能及时更新，难以支撑日益繁重的运输任务。
——运输安全不稳，特别是旅客列车事故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杜绝。
——企业管理基础薄弱。一些单位运输纪律、作业纪律、劳动纪律松驰；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定额管理、技术管理不严；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比较普遍，浪费比较严重。
——背离“人民铁路为人民”宗旨的路风事件时有发生，服务质量下降，特别是以车谋私问题在社会上反映强烈，严重损害铁路的声誉。
——治安状况不好，部分站车秩序混乱，暴力性犯罪和恶性犯罪不断，运输物资和铁路器材被盗严重。
3、中央决定，从1989年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对铁路来讲，既是良好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国民经济在治理整顿中，压缩社会总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克服生产、建设、流通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对铁路运输需求的增长幅度较之过去会有所减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优先安排好铁路建设项目，
增强运输能力，这都为铁路的治理整顿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宏观条件和良好的机遇。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铁路面临的形势仍很严峻。第一，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虽然逐步回落，但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仍将达到百分之五、六，这对运输能力已经十分紧张的铁路来说，运输任务仍然相当艰巨。第二，铁路自身的治理整顿任务十分繁重，要在短短
几年内完成，非下大力气不可。第三，铁路一方面要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整顿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要准备后劲，以适应国民经济整顿后的发展要求，而铁路建设资金短缺情况在相当时期内还难以缓解。
因此，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决不意味着运输能力与运输需要的矛盾缓解了，铁路的压力减轻了，工作可以松口气了。全路要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坚持稳定、鼓劲、团结、务实，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千方百计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使铁路以新的面貌屹
立于国民经济之林。
二、铁路治理整顿的重点和目标
4、根据中央关于治理整顿的总体目标和部署，考虑到铁路治理整顿任务繁重的实际情况，决定在1989年的基础上，再用三年时间，即1990—1992年进一步进行治理整顿。努力做到：强化基础，扩大运能，确保安全，端正路风，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准备运输条件
。
5、铁路治理整顿的重点：一是调整结构，理顺关系；二是抓基础，上质量，保安全，正路风；三是整修运输设备，加快还失修欠帐；四是挖潜扩能，努力提高干线限制口的综合运输能力。我们要在今后三年进一步治理整顿中，集中力量在以上四个方面切实抓出成效来。各单位要根据
全路治理整顿的重点和目标，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定期检查，确保实现。
6、调整结构，理顺关系。
——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出发，适当调整铁路投资结构。在铁路线路的通过能力和机车车辆输送能力上，鉴于“七五”期间机车车辆的生产能力有较大的提高，因此需要增加线路的投资比重，适当压缩工业建设投资比重，使铁路运输固定设备和移动设备配套发展，提高综合运输能力。
在旧线技术改造和新线建设的关系上，抓紧沿海铁路一万六千公里技术改造配套投产，适当增加新建铁路投资比重。在地区上，随着中西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开发，适当增加中西部铁路投资的比重。
——调整机车车辆配修造的关系。大打机车车辆配件翻身仗，增强配件生产能力，并实事求是地理顺配件价格，建立鼓励配件生产的机制，在三年内改变配件生产供应不足的状况；适当增加修理厂的投资，加速正在建设的修理厂的配套投产，使机车车辆修理能力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要
通过治理整顿，使机车车辆配、修、造逐步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调整运输生产与职工生活设施的关系。在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改善职工集体福利设施。在治理整顿期间基本还清铁路沿线职工缺水、缺电的欠帐，逐步改善职工特别是生产第一线职工居住条件，解决行车公寓不足和管理不善的状况，积极安置职工待业子女的
就业，稳定职工队伍。
7、抓基础，上质量、保安全，正路风。
——安全不稳，路风不正是铁路工作的两块“心病”，特别是路风问题，有的已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境地，必须下决心进行整顿。要把安全和路风作为衡量铁路搞好治理整顿的重要标志。搞好安全和路风，要从基础抓起，提高企业管理的素质、人员的思想业务素质以及设备素质，努
力做到确保安全，端正路风。
——要在加强劳动纪律、作业纪律和班组建设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各级安全负责制和各项安全规章、标准，把安全工作纳入科学管理的轨道，同时要积极开发和装备保证运输安全的新技术设施，增强人机结合控制安全的能力，使运输安全取得突破性进展。
围绕防止冒进信号、错办进路、超速行车，要做到运用机车全部配齐机车“三大件”，新造机车没有“三大件”不得出厂投入运用。同时干线上要实现站线电码化以及列车速度监督记录装置。
围绕车辆安全，要在干线上建成红外线探测网，完成货车制动、挂瓦、油线三室的技术改造，客车ＲＣ0轴的淘汰、轴箱密封改造，主型客车全部加装轴温报警装置。
要加强安全设备的维修、使用和管理，建立和完善操作规程，有效地发挥安全设备的作用。对安全设备的制式系列，要实行归口管理。
改进和增加救援装备，并根据需要增设救援点。
——切实加强路风建设的领导，实行路风建设逐级负责制，像抓安全生产那样抓路风建设。要建立路风建设的监督机制，把路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要经常深入地对职工进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教育、法规教育和“四职”教育，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要认真贯彻从严治路的
精神，对路风事件必须逐件查实处理，毫不姑息；对路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以弘扬正气；广泛地开展“做合格服务员、列车员、货运员、装卸工”活动，使站车服务质量有大的改观和提高。当前要把杜绝以车谋私为突破口，全面推动路风建设，力争杜绝重大
路风事件，减少一般事件，使路风朝着根本好转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要加强铁路与地方的协调配合，强化铁路治安工作，整顿站车秩序，遏制和打击站车暴力性犯罪和恶性犯罪活动，刹住盗窃运输物资和铁路器材的歪风。
8、整修运输设备，加快还失修欠帐。
——运输设备吃老本，失修严重，是多年积累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在客观上，运输需求剧增，而运输能力不足，不得不靠拚设备、超负荷运输来完成任务；在主观上对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认识不足，修理能力增长缓慢，修理工艺、设备陈旧落后，修理资金缺
乏，以致设备吃老本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近两年采取了一些措施，使设备失修状况开始有所扭转。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把整修运输设备，扭转设备吃老本作为铁路治理整顿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使设备修理逐步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用足、用好设备大修资金。1989—1992年四年内确保有80亿元并力争再多一点的大修资金用于还干线上的线路、桥隧、机车车辆、通信信号、水电、大型机械动力设备和房屋建筑物的失修欠帐，力争基本还清。
——正在建设的太原工厂的电力机车修理，唐山、戚墅堰、洛阳、成都、襄樊工厂的内燃机车修理，哈尔滨、浦镇、柳州、苏家屯工厂的客车修理都要集中力量在1991年前建成投产，加快广州车辆厂的建设进度，使机车车辆修理能力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基本满足修理需要。
——在增加修理能力的同时，积极开展研究和改革运输设备的修理制度，特别是内燃、电力机车的修制，做好修制改革的准备工作，并进行试点。同时完善设备监测手段，更好地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
——大力改进和提高机车车辆、线路设备、通信信号及其配件的造修质量，延长关键件的使用寿命，从而减少修理工作量。同时要加强质量管理，搞好质量监督和生产许可证的认证工作，确保设备质量。
——加强设备的日常维修工作。运行图要给线路、接触网等行车设备的日常维修和大中修留足“天窗”。维修费用要根据新情况制定定额，确保维修的需要。不得把维修费用挪作它用。不得用减少维修支出的办法以求表面上降低成本，该维修的不维修而消极地等待大修。
9、挖潜扩能，增强干线限制口的能力。
——“七五”期间展开的铁路建设工程要抓紧抓好配套和投产，迅速形成综合运输能力。衡广、大包、南同蒲、胶济、滨绥、牡林复线，北同蒲、郑宝、贵昆、川黔、郑武电化、京秦、商阜、大沙新线要收尾销号，从而使晋煤外运、东北东部的煤炭外运、西南煤磷外运和沿海南北运输
能力得到增强。三年内晋煤外运能力增加4500万吨左右；东北东部煤炭外运能力增加1000万吨左右；进出关运输能力增加500万吨左右；西北的天水限制口增加400万吨左右；西南的宝成、襄渝线入川能力增加600万吨左右；湘黔线增加400万吨左右；华东南北二通道增
加900万吨左右；京广线广水口增加700万吨左右。
——着手建设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路网骨干新线，既改善铁路布局，增强运输后劲，又分担旧线的负荷。如进出关的秦沈线、通往西北的宝中线、分流京广和津浦的衡商线、通往西南的西安——安康线和南昆线等。这些骨干线的建设已经滞后，今后要象“七五”进行的“南攻衡广、北
战大秦、中取华东”铁路建设的“三大战役”那样，集中力量加快修建步伐。
——为使投资集中用于重点建设工程，要大幅度压缩一般性建设的投资。在治理整顿期间一律不准建设新楼堂馆所，不准搞那些不讲实际，不讲效益的超前的办公设施现代化。要限制不必要的改善条件的投入，重复和利用率很低的机械设备投入以及辅助生产性投入。
三、严格纪律、整顿秩序，提高运输组织水平
10、当前运输设备超负荷运转，能力严重短缺，是造成运输全面紧张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运输纪律、作业纪律、劳动纪律松弛，运输秩序不正常，运输均衡性差，部门之间协调不够，也虚糜了能力，使本来已经紧张的运输能力更趋紧张。因此，在积极进行技术
改造，扩大运输能力的同时，要坚持眼睛向内，从严格纪律，整顿秩序，搞好协调入手，提高运输效率，挖掘运输潜力。
11、强化运输统一指挥，使铁路大联动机更加协调和优化运转。在实现列车运行图和执行日班计划上，下级调度必须服从上级调度的统一指挥，行车有关部门、工种必须服从列车调度员的统一指挥，绝对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同时要切实搞好运输方案，提高日班计
划的质量；要坚决制止为了局部利益而在计划安排、装车方向、安全正点等方面不如实反映情况的不良作风，以利于运输指挥的集中统一。
12、以运行图为中心，整顿和建立稳定、正常的运行秩序。要在充分调查研究，摸清货源、货流和设备能力的基础上，编制质量较好、统筹兼顾、切合实际的运行图。车、机、辆、工、电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运行图为中心协调动作，做到车流与运行线的紧密衔接。
要整顿好列车运行秩序，提高列车的正点率，首先是运输能力紧张的干线客货车列车的正点率。客货列车始发和运行正点率要稳定在“双九五”、“双九零”以上。
路局之间、分局之间分界口要做到按图交接车，并把分界口按图交接车作为考核路局、分局运输组织工作的主要内容。
13、坚持计划运输，提高计划质量。努力克服计划外多、计划落空多、计划变更多的“三多”现象。计划外物资必须纳入旬间计划，变无计划为有计划。限制口的装车数量必须严格按计划执行。对重点物资运输实行优先计划、优先配车、优先装运。在运力分配上要贯彻国家产业政策
，向重点产业和国家重点支持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倾斜；对国家明令公布淘汰和停止生产的产品不予承运，发挥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调控作用。
四、强化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素质
14、强化企业管理是铁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战略措施。它既是克服当前困难，提高效益，完成治理整顿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没有改革，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没有管理，调动起来的积极性也不能很好地发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因此，必须克服“以包代管”的现象，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认真加强企业管理，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向依靠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轨道转移，挖掘潜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确保安全，增加效益。
15、整顿和完善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
——加强规章制度制定工作的管理，理顺行文权限和关系，保证各种规定的协调统一，逐步走上以法治路的轨道。
——下大力量健全和完善定额管理、成本管理、收入管理、资金管理、经济核算、全面质量管理以及建设项目的概预算管理。要根据近几年新技术新装备的发展情况，坚持平均先进原则，修订劳动定额、流动资金定额、物资和能源消耗定额，并认真执行，严格考核。要完善全面经济核
算，进一步加强站段、车间、班组三级核算，形成核算体系。
——班组是运输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管理基础的基础。强化企业管理就要从班组抓起，搞好班组建设，严格劳动纪律、作业纪律，实现班组作业标准化、管理标准化。认真培训班组长和班组骨干，充分发挥工人管理员的作用。
——从铁路大联动机的特点出发，切实推行和加强各部门之间、各专业之间、各环节之间的结合部的管理工作，进行整体优化，实现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
16、集中精力抓好“三治”，即机构人员上治肿，分配上治乱，人员素质上治低，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加强劳动力管理，严格控制职工总量增长。坚持按劳动计划和编制定员配备人员，禁止超计划用人。动用自然减员指标招工仅限于补充运输生产主要工种和新建投产项目。禁止超员单位调入职工。加强机构编制工作的归口管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铁路机构编制管理办法，精简机构
，禁止机构擅自升级。大力压缩非生产人员，确保主要工种岗位需要，改变一线紧、二线松、三线肿的状况，首先作到增产不增人或少增人，进而实现增产减人。
——加强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机制。工资基金的使用要以工资计划为依据，严格控制。要从制度和管理上解决分配渠道过多，工资结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要切实整顿单项奖和一次性奖励办法，严格禁止乱发奖金。工资分配要由劳资部门归口管理和审批，防止政出多门。奖
金数量要按规定进行统计，不得弄虚作假。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纠正分配倒挂，确保生产第一线主要工种的收入适当高于其它工种，做到工资分配既同本单位、本人的效率、效益挂钩，又有利于大联动机的优化运转。要增加奖金分配的透明度。领导干部的奖金要认真执行申报制度，
并接受职代会的监督。
——建立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加强职工培训工作，提高职工素质。对在职职工，特别是生产第一线工人，要根据培训计划进行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新招工人，一定要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经过政治、业务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顶岗。要从铁路的实际需要
出发，制定技术学校发展规划，实现生产一线主要技术工种在两三年内做到变招工为招生。对国家教委确定的企业教育综合改革八个试点单位的试验工作一定要切实做好。
17、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经纪律，真正过几年紧日子。
——大力控制支出，不含折旧的单位运输支出的增长应逐年有所下降；工业企业的百元产值成本率和供销企业的流通费率应逐年有所下降；施工企业成本降低率达到2％左右；事业单位的事业费要严格控制。
——整顿财经秩序，使财经纪律松驰状况有明显好转。要坚决取缔小金库，建立健全收入、资金、成本管理的规章制度。
——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加强资金的运用和管理，逐步改善铁路资金的供应状况，保证资金的平衡，扭转透支、亏空的局面。
——坚决执行从紧的财政政策。要控制差旅费，不准用公款游山玩水，请客送礼；切实执行国家规定的劳保用品颁发制度，不得扩大范围，增加项目和数量，不得用高档商品代替一般劳保用品；对控购商品要从紧掌握，尽量不购、缓购。
18、加强铁路建设的宏观管理。
——基本建设小型项目和更新改造限额以下项目的开工审批，由铁道部统一管理；更改、大修资金增加部集中安排的比重。所有固定资产投资的立项，必须做好前期工作，认真论证，并建立项目负责制。要严肃计划纪律，制止擅自提高标准、扩大建设规模、重点建设中的“搭车”工程
以及计划外工程等违反计划纪律的行为。
——整顿铁路建设市场，加强建设、设计、施工单位的管理，清理不适宜承担铁路新建、改建工程项目的队伍，查处无证或越级承揽任务、非法转包工程等不法行为。
——在试点的基础上推行铁路工程建设监理制度，以提高工程质量、投资效益和管理水平。
19、在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上搞好企业升级工作。要总结企业升级的经验，进行充实、完善。要坚持升级标准的严肃性和先进性，修订和调整现有升级标准。要抓好已升级企业的复查工作，巩固企业升级成果。
20、扎扎实实地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要广泛深入地发动职工开展以“双增双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活动。要大力组织增运增收，堵漏保收，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大力节约能源，在一切环节上精打细算。认真进
行清产核资，加强铁路的资产管理工作。
21、加强统计工作，充分发挥统计的监督、预警和提供决策信息的作用。认真执行《统计法》，增强统计法制观念，加强统计基础工作，严格按国家和铁道部的统计规章统计，坚决刹住弄虚作假的歪风，主要指标统计数据和原始记录都要真实可靠，没有“水份”。
22、加强审计工作，完善铁路审计制度。要认真执行《审计条例》，大力加强对铁路各项经济活动的审计监督，严格依法审计，维护财经法纪。
五、积极健康地发展多种经营
23、发展多种经营是铁路事业战略发展的需要，应大力开拓，积极推进。
——在清理整顿公司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兴利除弊，加强管理和监督，保证铁路多种经营事业的健康发展。
——健全和加强多种经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办法，妥善解决多经企业的纳税渠道。多经企业的经营活动要与主业分开列帐，严格独立核算；一切收支必须入帐，不得搞小金库。多经利润要按规定提取生产发展、福利、奖励三项基金。不许用多经利润滥发奖金，挥霍浪费。
——调整铁路多种经营结构，逐步向生产型实业和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有条件的单位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制定鼓励多经企业开发生产型实业的扶植政策。要引导铁路局、工程局、工厂兴办多种经营骨干企业，开发拳头产品，增强经济实力。
——加强管理，严格监督，坚决杜绝乱收费、乱加价，搞好铁路运输延伸服务，并纳入规范化轨道。
六、完善承包，深化改革
24、在治理整顿期间，铁路的改革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改革的内容、措施和步骤要服从治理整顿的大局，以利于治理整顿任务的实现和铁路事业的发展。但决不意味着改革停顿不前，更不是要走回头路，不要改革，而是要求做到治理整顿和改革密切结合，使改革不断深化。
——实事求是地调整部分单位的承包指标，做到指标积极可靠，经过拚搏可以完成，以调动承包单位的积极性。
——从铁路“高、大、半”的特点出发采取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强化企业的约束机制，建立包保体系和奖罚制度，以发挥大联动机的整体功能。
——在认真总结“七五”铁路经济承包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和提出“八五”铁路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不断探索和完善铁路深化改革的路子。
——建立科技与运输生产相结合的机制，增加科技投入，制定企业技术进步考核办法，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运输生产力，促进铁路事业发展。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各部门、地方、企业和各方人士的积极性，制定办法，多渠道集资修建铁路，同时逐步推广广深铁路“自我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经验，加速铁路发展步伐，改进铁路经营。
——加强铁路与各部门、地方、企业的合作关系，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运输计划，铁路与各部门、地方、企业之间要建立必要的相互保证条件，以取得更多的支持，共同改善铁路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
——坚持对外开放，扩大利用外资，搞好技术引进。要进一步开拓对外渠道，扩大铁路贷款的规模，弥补国内资金不足，以加速发展铁路。加强外资管理，对已贷入尚未支付的外资，要尽快投入使用，形成运输生产能力；对重大技术引进项目要努力消化吸收，尽快实现国产化。
——扩大对外交往，发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充分利用已有对外渠道和窗口，积极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和进出口业务。特别要扩大铁路工业产品和技术出口，逐步改变过去只进不出的基本格局。
七、团结奋斗，共渡难关，努力完成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任务
25、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充分发挥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调动全路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证铁路工作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认真组织党员和职工分层次、有重点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持久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进行形势、国情和路情教育，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铁路和本职工作的教育，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
通过教育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坚定政治方向，树立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信心，增强全局观念和主人翁责任感。
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兴学习之风，大兴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之风，大兴廉洁勤政之风，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共渡难关，胜利完成铁路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任务。
1990年4月9日
章剑生 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信访处理行为/可复议性/行政复议/信访
内容提要: 认定信访处理行为可复议性的要件是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且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可决定性。信访类型可以分为批评、建议式信访和行政救济式信访。信访处理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信访的行政救济式信访所作出的一种处理。信访处理行为可以分为首次处理行为和第二次处理行为，在第二次处理行为中，又可以分为重复处理行为和改变处理行为。首次处理行为、改变处理行为和撤销处理行为符合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不履行信访处理的法定职责行为具有可复议性。当信访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发生竞合时，行政复议应当优先适用。
一、引言
信访，它最初是人民群众的反映意见方式。[1]由于人民群众反映意见的内容有时与自己的权益有关，信访就逐渐分离出一种救济功能，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时它甚至替代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2]多年以来，信访这两种功能杂糅在一起，难分难解，也产生出了诸多的法理与实务问题，如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就是一个存疑颇深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与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之间关联紧密，因此，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它的可复议性认识与判断的方向。那么，法院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
（一）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遇到质疑信访处理行为合法性的个案并非少见。关于信访处理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因信访案件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而法院至今仍没有学会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技术，所以，它一直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对待之。到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终于给出了一个将涉访的行政争议案件“推出法院大门”的基本态度：
“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
这个“答复”可分为两层意思：（1）对行政机关“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以这些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实体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为由，把它们排除在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这层意思与当下主流的行政诉讼法理论基本一致。但是，（2）把“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挤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令人玩味不尽：是没有理由可以给出，还是有理由不给出呢？为什么不重复一下（1）的理由呢？难道除了（1）的理由外还有其他什么特别理由？在我看来，最高人民法院在这里做了一个谜，但至今没有给出谜底。这个“答复”虽然是针对行政诉讼的，但是，行政复议机关在判断一个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时，或多或少也已经受到了它的影响。因为，人们在讨论行政复议的可复议性时，总会与行政诉讼中的行政行为可诉性相比较，而信访处理行为在行政诉讼中是没有可诉性的。[4]但是，在实践中的个案显示，信访处理行为并非当然不具有可复议性和可诉性，[5]这个“答复”内容是有商榷余地的。
（二）指导性案例中的“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在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6]这一“参照”确定了指导性案件具有行政法的法源地位。所以，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所承载的观点，或许可以找到它在上述“答复”中没有给出的谜底。在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问题上，200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杨一民诉成都市人民政府其他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杨一民案）表达了它的观点：
“行政机关驳回当事人申诉的信访答复，属于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不服行政行为的申诉作出的重复处理行为，并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法律效果，不是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上述信访答复，申请行政复议，接受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当事人不服该决定，诉请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不予受理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7]
在杨一民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一个是否“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法律效果”的标准，用以判断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它的逻辑是，先把驳回当事人申诉的信访答复当作一种“重复处理行为”，然后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5）项规定，得出了这种信访答复“并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法律效果”之结论，所以它“不是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但事实是，信访答复并非仅限于“驳回当事人申诉”，[8]这个单一的标准是否可以判断信访处理行为的可复议性并非没有疑问。不过，对照“答复”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信访答复可复议性或者可诉性需要考虑它是否“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法律效果”。
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和“指导性案例”，虽然在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问题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判断标准，但是由于信访处理行为本身是一种多重性的行政活动，更需要从这种多重性着手，我们才能针对不同的信访处理行为作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的准确判断。
本文将先厘清“可复议性”的判断标准，然后基于《信访条例》的若干法律规范，结合个案，试图解释不同类型的信访处理行为与可复议性之间的关系，附带讨论不履行信访处理法定职责等相关问题。本文所要论证的基本观点是，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应当从可复议性的若干要件方面加以综合判断，而不能一概加以否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与信访、行政复议相关的官方文件当下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本文所引用的如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资料主要取自于官方网站、公开出版物等。这种选择性公开的官方文件资料它本身的代表性是比较弱的，因而也可能会影响到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二、“可复议性”之认定
（一）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救济制度，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到我们对“可复议性”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从分析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的内容着手，得出了《行政复议条例》下的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配套制度”之观点：“1990年12月公布的《行政复议条例》，是国务院为贯彻《行政诉讼法》采取的一项立法措施。……《行政复议条例》在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等决定行政复议作用的重大问题上，都以实施《行政诉讼法》的需要为目的，没有超出《行政诉讼法》的设计路线。” [9]这个结论基本符合当时《行政复议条例》下的行政复议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但是，1999年《行政复议法》已经改变了这种附属关系，并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于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法》改变了原来配套制度的陈旧思路，以建立我国独立的行政复议制度为基本指导思想。一切制度性设计都从行政复议本身的性质和能力出发，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一个更有效率和更为便利的行政法律救济主渠道。” [10]我同意这一观点。《行政复议法》还新创设的“行政规定一并审查”制度，着眼于更为彻底地解决行政争议。[11]既然行政复议是一种独立解决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那么它在面对行政诉讼制度时，也不必亦步亦趋。它可以依据自己的功能来确立“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
在行政复议程序中认定一个行政活动是否具有“可复议性”，需要以明确行政复议的功能作法理的铺垫，才可能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1999年《行政复议法》第1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是讨论行政复议功能的规范基础。《行政复议法》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置于“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之前，表明行政复议还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而不仅仅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一种自我监督机制。[12]如果为了突出前者的行政救济制度的功能，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前者的“反射效果”或者手段，这或许更符合立法本意：“强化对复议活动的监督，严格法律责任，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快捷、便民，又不需要老百姓支付复议费用的优点，使行政争议尽可能解决在行政机关内部。” [13]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这部《复议条例》作为《行政复议法》的实施性法规在它的第1条中，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复议的功能在于“解决行政争议”。虽然它与《行政复议法》第1条的表述字面略有不同，但是它的核心要旨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且将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于解决行政争议，也与国家当下的社会治理大政方针一致。
（二）“可复议性”之认定要件
既然行政复议的功能在于解决行政争议，那么，“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必须满足这一功能的需要。关于“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我们至少应当考虑如下三个方面内容：
1．行政复议的客体。《行政复议法》以“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复议的客体，但它没有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一个明确的法律解释，以至于学术上纷争四起，难定一尊。一种较为权威的学理解释是，“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影响其权益的决定或者措施的行为。”[14]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可以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其实包括了学理上通常所说的“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两大部分的内容。之所以“具体行政行为”还包括行政事实行为，是因为有的行政事实行为也会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这部分行政事实行为符合这一解释的要求。
在实务中，是否存在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之事实，也经常被当作判断是否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要件，如前述的“杨一民案”。又如，在吴述英等与信丰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纠纷上诉一案中，法院认为：“中共信丰县委、县政府信访局、信丰县建设局、信丰县国土资源局、信丰县房产管理局于2004年11月22日作出的信访字（2004）4号文件：《关于‘一江两岸’一期建设工程被拆迁户张德英、何先焕等人信访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是针对‘一江两岸’被拆迁上访户吴述英等人提交的‘议题’涉及的问题作出的信访答复行为，它对上诉人吴述英等人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的复议范围。被上诉人信丰县人民政府据此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15]可见，可复议的客体是指包括了行政法律行为和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事实行为在内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实务中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观点。如果行政事实行为没有给行政相对人产生权益上的影响，那么，它就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2．受影响的权益是“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11项规定，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所谓“合法”，即符合现行法律体系。合法可以分解为“积极合法”和“消极合法”两种情形。前者为现行法律体系所认可，后者则是现行法律体系不否认，故“消极合法”本质上是“正当”的另一种表述。[16]所谓“权益”是权利和利益的合称，[17]它是指包括但不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其他所有权益。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相比，在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行为可诉性中的“合法权益”一般被限定在人身权、财产权之内。 [18]虽然在实务中这一规定在某些个案中被突破，但在规范意义上它并没有完全改变。所谓“受影响”是“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为现行法律体系所认可或者不否认的权益状况，在法律上产生了减少、否定等情形。这种情形在事实上是否已经发生，暂且不论。
3．“具体行政行为”有可决定性。所谓可决定性，即依照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作出能够在法律上彻底解决行政争议的复议决定。如果行政复议机关对一个行政争议没有法定依据可以作出复议决定，那么，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就没有可复议性。比如，对上个世纪50-60年代因修建水库的移民等问题作出的信访处理行为，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如何处理，复议机关也就无法作出复议决定。这样的信访处理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但可以判断为不具有可决定性。
三、信访处理行为与可复议性
（一）信访的类型
《信访条例》第8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 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根据这一规定，信访类型可以分为：（1）批评、建议式信访。它包括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等信访活动。这种类型的信访内容，通常与信访人个人权益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它是一种“公益性信访”。比如，若干村民通过信访批评本村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因此，此种类型的信访，是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沟通的方式之一，也可以看作是人民参政议政的法定形式。（2）行政救济式信访，即投诉请求。[19]信访人为了自己的权益，向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提出保护其权益的一种请求。这种信访方式多为申诉、控告和检举，因此，它往往会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程序发生竞合。
信访的宪法依据可以上溯到《宪法》第41 条。该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照《宪法》的这一规定，它第1句可对应于“批评建议式信访”，第2句可对应于“行政救济式信访”。因此，《信访条例》可以看作是《宪法》规定具体化的行政法规之一。该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一款的规定是前款的保障性条款，旨在落实前款规定的基本权利。基于对这一规定分析，本文获得如下一个结论：对于“行政救济式信访”，行政机关负有“处理”义务。它是程序法上“回复”义务，行政机关不作回复，将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这样的解释也与《信访条例》第32条的内容相一致。因为该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仅针对投诉“请求”才作书面答复，对其他信访并没有程序上的回复义务。因此，行文至此，本文给信访处理行为作定义如下：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人的“行政救济式信访”——投诉请求——所作出的一种处理。
（二）信访处理行为：第32条
《信访条例》第32条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并书面答复信访人：（1）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予以支持；（2）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对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3）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不予支持。” 如前所述，信访处理行为是为了回应信访人的“投诉请求”，因此，《信访条例》从处理主体（“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事实认定（“调查核实”）、法律适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书面答复”）四个方面的要件——行政行为合法要件——作出规定，要求行政机关分三种情形作出信访处理。根据信访处理的内容，它可以分为：
1．首次处理行为。即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人的投诉请求的事项，在法律上作出首次的处理。如钟惠霞不服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信访答复一案。在此案中，钟惠霞就中信银行杭州庆春支行在办理业务时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给其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一事，向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投诉，要求依法处罚。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经调查核实之后，作出了“根据我们核查所掌握的情况，对照当时金融法律法规，没有证据表明中信银行杭州庆春支行存在构成处罚条件的违法行为；对日常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我局将通过监管谈话的方式要求其加强管理”的信访答复。钟惠霞不服此信访答复，向中国银监会申请复议，中国银监会依法受理并作出了维持被申请人答复的复议决定。[20]在本案中，钟惠霞以信访投诉的方式，请求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处理中信银行杭州庆春支行在办理业务时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经调查核实，浙江监管局作出了“不予支持”的信访处理。在实务中，针对如钟惠霞这样的投诉请求，经调查核实如投诉请求成立的，则将投诉请求及调查核实的材料作为行政处罚立案的依据，随即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2．第二次处理行为。即针对信访人因不服其他机关已经作出的处理结果不服，经投诉请求，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第二次信访处理。根据第二次处理行为内容上的不同，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1）重复处理行为。即不改原来处理的事实、依据或者结果的信访处理。如在陆某不服某区房屋土地管理部门信访答复案中，2002年5月，陆某对某区房屋土地管理局1994年5月就他父亲的房屋产权复查的结果提出信访。2002年6月该房屋土地管理局就1994年复查档案记载的事实及处理决定等有关情况对陆某作了说明性的答复并要求陆某履行1994年复查决定。陆某不服该答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机关认为，对此类行政机关就历史遗留问题的说明性答复或重复处置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 [21]在本案中，房屋土地管理局的“说明性的答复”，仅仅是对1994年一个复查结果的说明，内容上具有“重复性”。（2）改变处理行为。即行政机关改变了原处理行为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或者处理结果，本质上是对信访事项作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决定。
（三）信访处理行为：第34、35条
《信访条例》第34、35条分别规定了对依照第32条作出的信访答复的复查、 [22]复核 [23]处理行为。结合《信访条例》第32条之规定，答复、复查、复核构成了信访三级终结制。与前述“第二次处理行为”一样，行政机关作出的复查、复核处理行为在内容上如果与被复查、复核的信访答复一致的，则为重复处理行为。如在刘某不服某省公安厅信访事项复核处理案中，2005年7月19日、26日，刘某两次到某公安分局信访，要求公安机关对黑社会人员假扮记者投毒一事立案侦查，并依法处理其母亲王某被打伤一案。某公安分局8月3日出具“已调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的答复意见，8月28日出具“双方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建议到法院诉讼”的答复意见。在刘某到某省公安厅上访后，该省公安厅作出复核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维持某市公安局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刘某向公安部申请复议，公安部以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24]在本案中，省公安厅“维持某市公安局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本质上是一种重复信访答复，没有改变原信访答复的内容。反之，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复查、复核处理行为在内容上不同于被复查、复核的信访答复的，则属于改变处理行为。实务中个案不多见，但是规范性文件却有明确规定。如《沈阳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2010）第19条规定：“复查（复核）机关按照下列规定做出复查（复核）意见：（1）处理（复查）意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的，予以维持；（2）处理（复查）意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错误、处理明显不当的，责令办理（复查）机关重新办理或直接变更处理（复查）意见。”行政机关依照这一规定中的（2）作出复查、复核，即为改变处理行为。
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即撤销处理行为，它在法律上消灭了被复查、复核的信访答复。如《山东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第204号令）第21条第3项规定：“被申请人未依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作出处理、复查意见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处理、复查意见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 前述《沈阳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2010）第19条规定中的“责令重新办理”，因它必须以撤销原答复为前提，所以本文将它可以归入撤销处理行为之中。
小结：结合本文第2部分“可复议性”要件的论证，本文的结论是，首次处理行为、改变处理行为和撤销处理行为三类信访处理行为符合行政复议的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具有可复议性，而重复处理行为则没有可复议性。如下表：
法条 类型 可复议性
第32条 首次处理行为 有
第二次处理行为 重复处理行为 无
改变处理行为 有
第34条
第35条 复查处理行为
复核处理行为 重复处理行为 无
改变处理行为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