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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罪状”之提出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融合

欧锦雄


摘要：目前，我国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了使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全面贯彻，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罪状应采用一种新罪状——“寄宿罪状”。寄宿罪状的制定可以使各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具有各自独立的犯罪构成，且构成要件明确化，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寄宿罪状的制定还可以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更具科学性，也可以使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愈趋完善。文章对寄宿罪状的概念、特征、意义及其制定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不纯正、寄宿罪状、罪刑法定

不作为犯罪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真正不作为犯罪，它是指刑法规定的、唯有以不作为的方式才能构成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一般认为，它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因此，对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并不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典在总则和分则中均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处罚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但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
作为犯罪具有基本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它确有定罪处罚之必要，因此，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以便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全面的贯彻。为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笔者斗胆地提出制定“寄宿罪状”的立法主张，以求教于刑法界同仁。
一、关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争论及评析
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外国刑法学者争论已久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一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研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基础问题，同时，也是有无必要制定“寄宿罪状”的理论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分析。目前，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又从不同角度论述其理由。以前的义务侵害说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不是成文法而是习惯法，所以，有学者认为，义务侵害说违反罪刑法定主义。（1）迈耶在批判“保证人说”时指出，这里的法定义务（保证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在犯罪构成中。 因此，法定义务就只能在习惯法上寻找。这缺乏实定法的根据，是构成要件的扩张。 因此，处罚违反法定义务的不作为不外乎是类推适用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 这违反罪刑法定主义。（2）阿明•考夫曼及魏采尔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独立于作为犯构成要件的、没有规定在法规上的命令构成要件。其结果处
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类推适用具有共同的保护法益及法定刑的作为犯构成要件，从而产生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疑问。（3）金泽文雄则指出，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以作为义务为其本质构成的，而该作为义务产生于命令规范，故不真正不作为是违反命令规范的犯罪。而规定作为犯的规范是一种禁止规范，根据作为犯的处罚规定，认定违反命令规范的不真正不作为犯，无疑是类推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4） 而黎宏博士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同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相抵触的。（5）上述学者分别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禁止类推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角度来阐述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德国、日本刑法理论上的通说仍然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并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非类推解释。（6）日高义博认为，在今天，“禁止类推解释”并不是要求严格的文理解释。通说允许扩张解释而不允许类推解释，两者的区别是由是否超出了刑法条文预定范围的解释决定的。通说上允许的扩张解释，也可以说是运用了某种程度上的类推解释。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以合目的性和逻
辑必然性为标准来区分。（7）日高义博还提出，“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来填补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结构上的空隙，解决了等置问题。既然等置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说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且所明确的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说明了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同时，既然在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上寻求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就明确限定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同时又为法官进行构成要件的补充提供了指南，所以，满足了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之一的‘构成要件明确性’的要求。”（8）香川达夫则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9）肖中华博士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归根结底属于法律解释或学理上的问题。（10）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是否是类推解释、如何对待类推解释的角度，或者从法律解释、学理的角度来说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笔者认为，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犯罪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新刑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罪之法定是指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什么，均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刑之法定是指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每种犯罪的量刑幅度如何，均由法律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以下几个派生原则：禁止类推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明确性原则。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作为犯罪的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是不同的。首先，两者的犯罪构成存在较大的区别。两者损害的客体（法益）和主观要件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要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主体要求负有某种特定义务，而作为犯罪的主体不要求负有这种特定义务。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犯罪客观要件，作为犯罪的作为能够引起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能支配、操纵这一因果关系，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不过是能够利用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而已。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没有原因力。（11） 其次，两者的规范结构明显不同。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应属于命令性规范（当刑法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时，才可以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命令性规范）。既然两者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应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均未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若直接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来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属于指鹿为马，属于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牵强地强行套用其他不同类的犯罪的规定，这势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目前，我国新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但是，在实践中，刑事司法实务界依以往的习惯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这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可否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有关规定对其定罪处罚呢？关于类推和类推解释的问题，刑法学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禁止类推和类推解释，因为类推和类推解释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这已成为通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例如，甘雨沛教授、何鹏教授在论著中提到，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绝对禁止类推及类推解释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文化不断发展，情况不断变化，过于拘泥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绝对禁止类推运用，有碍于刑法的合目的性、合理性的解释论。因此，丹麦、格陵兰等国家在刑法典中也有类推适用的规定，有的国家如日本，虽在宪法中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但却借扩张解释之名，进行类推解释之实。（12）对于后一种观点，在刑法典明文规定类推和类推解释制度的情况下，即使说，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可以认为其遵循了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若仅以学理适用类推，则绝对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笔者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有着较大的不同，它们是完全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我国，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如果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对其定罪处
罚，就属于无法律依据的、牵强的学理类推，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其实，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来说，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解决其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化的问题， 具体做法是后文提到的“寄宿罪状”的制定。一旦科学地解决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即可消除或减少前述的理论纷争。
香川达夫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可罚性，这是在无法通过立法来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主张。而他所肯定的类推解释其实是学理的类推解释。日高义博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解决等置问题，以此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但是，由于刑法典并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更没有规定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因此，日高义博的解释也无法摆脱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肖中华博士提出的依法律解释或学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问题，同样，也存在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或越权解释之嫌。应当强调，对于类推解释，若刑法典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甚至司法解释也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那么，这些类推解释属于学理上的类推解释，它们均无法律效力，而越权解释同样也无法律效力，司法人员若以此为据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则违反罪刑原则。
二、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
既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可罚性，而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我国刑法典在立法上应明文规定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的内容，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有法可依。为了在刑法典上更科学地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确有必要考察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刑事立法例及立法态度。通过考察，若发现有可用的刑法立法例或可参考的立法主张，就可以将其移植过来，或借鉴其合理之处，并进行必要的立法创新。寄宿罪状之提出，即是在考察各国立法态度后受到启发而产生的立法创新思想。
从各国的刑法立法例及有关争论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有以几种：
（一）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持该种立法态度的国家有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国，与此相应，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观念得到广泛支持，所以，在法国，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不可罚的。（13）
（二）采取在总则中设立一般处罚规定的方法。最近的立法例采用的都是这种方法。（14）例如，德国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规定：
“第十三条（由不作为实施）
（1）对符合刑罚法规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之结果，不防止其发生者，依该法规处罚之；但以依法必须保证不发生结果且其不作为与由作为而实现法定构成要件之情形相当者为限。
（2）不作为犯之刑，得以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减轻之。”（15）
（三）采用在分则中规定的方法。分则立法的大致目标可以说是把至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典型的犯罪形态个别地规定，（16）或者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形态逐个地规定。例如，关于不作为杀人的规
定，格林瓦尔德提出在杀人罪规定的后面设立如下关于防止死亡结果的规定：
“第×条（不防止死亡结果）
1、不防止人的死亡结果，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和导致人的死亡者视为同等。
（1）和被害人是亲子关系或是其配偶者；
（2）和被害人在生活中结为密切关系者；
（3）承担保护被害人之责任者；
（4）从事与被害人同时伴有危险之工作者；
（5）由危险行为导致发生死亡之高度盖然性者。
但是，不作为之刑罚，得依第六十五条减轻之。
2、没有阻止成年人自杀者，且其自杀基于自由决意，而决意并非由于事实之错误的情形，不予处罚。”（17）
（四）放弃考虑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因为立法技术上不能明确规定法定作为义务产生的根据及范围，就不能满足构成要件明确
性要求。具体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应象以往那样，委托给学说，判例。（18）
笔者认为，第一种立法态度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社危害性大体相当，确有以刑罚处罚的必要。因此，这一观点是不值得赞同。
第二种立法态度主张在总则中设立一般性处罚规定，其目的是想解决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从现有立法例及理论解释来看，其规定的内容只作一般的、宣言性的原则规定，且其理论在解释上不将总则的规定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看待,所以,其无法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这同样有违于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种态度主张在分则中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若按这种作法就需要大规模地修改刑法典，这将会使刑法典变得过于庞大和繁杂。
庞大而繁杂的刑法典，不利于司法，也不利于普法，因此，这一立法主张也是不可取的。
第四种态度主张放弃考虑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但是，前文已论证，在刑法未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罚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从前述四种立法态度看，它们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问题上，我国刑事立法不能照搬其刑法立法
例，也不能不加分析就全部接受其立法观点。笔者认为，就不纯正不
提高劳动者素质 推动企业信用建设

垦利县劳动就业办公室 孙继国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发展理念，是实施发展经济，创建信用企业双赢战略的内在需求、客观需求、和迫切需求，是企业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推动信用建设水平的内在动力和基础。
一、提高企业职工职业技能，是企业信用建设的原动力，是建设信用企业的客观需要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群众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江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并将提高劳动者素质放在“第一要务”的高度。这一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对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初步统计，全县各类企业用工达13800多人，全县有63家企业破产或停业，涉及失业（下岗）职工2453人。目前，全县有740名失业职工在领取失业救济金（预计下半年将增至1800人），有47家企业停（业）或频临破产，有540名下岗职工没有工作。在职和失业职工初级及没有技术等级的就占50%以上。企业职工技术素质偏低显而易见，并已影响到了全县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企业信用建设。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必须不断适应新的需求，必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接受培训和教育。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正逐步形成，竞争是多方面的，激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社会对技术人才（特别是高层技术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劳动力供给技术结构如不相应调整，就会造成有人无活干、有活无人干的尴尬局面。现在，在深圳的有些企业管理者发出了找一个高工比找一个研究生还难的慨叹。有识之士对日本高工抢滩大陆表示担忧。由此看来，企业职工素质已经到了非提高不可的地步。
受传统用工观念的影响，社会上轻技能、重学历的现象普遍存在。“学历第一”的用工观念和求职观念仍在错误的引导着企业和职工的行为，致使整个社会上学历至上的门槛越筑越高，并严重影响了劳动者学习劳动技能的积极性，从而使全县劳动力的职业知识技术结构没能得到很好的调整升级。使企业参与竞争的弱势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并成为企业今后经济发展和信用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的桎梏。
通过对多家享有信誉的企业深入调查研究表明，谁拥有了高素质的职工队伍，谁就拥有了发展经济讲求信用的资本。谁家的职工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谁的企业就会拥有勃勃生机，不竭的动力，就会占领市场经济制高点。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本人所需、企业所需、社会所需。加强职业教育势在必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为提高广大职工劳动技能制定了多项制度，采取了种种措施。劳动就业训练中心作为全县唯一的职业培训基地，在就业前培训和失业职工免费培训中，因时因地制宜，开设了针对性、实用性、有效性强的培训专业十几个，自95年始全县有4800多人参加职业培训，获得了一技之长。就业训练中心也获得“省级优秀训练中心”称号，这相对于13800多名职工来讲是远远不够的。最近，按省、市要求在我县开始推行“三项制度”，即劳动预备制度、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向上级部门提交了《关于加强职业培训教育的实施意见》，准备利用三年的时间在国家规定的90个工种内实行就业准入，推行《职业资格证书》。也就是说，以后企业的所有技术岗位用工，只能启用那些达到相应技能的人。不断增加并提高职业技能的考评分值，把工资奖金、个人提升与职工的技能挂起钩来，与市场导向用工制度接轨。以此牵动劳动者学习技术的积极性，提升他们改善自我，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水平、工作效率的自觉性，带动企业经济增长和企业信用增强。
二、实施人才战略，增加企业的人才含量，是企业信用建设的迫切需求
一个企业只有拥有最好的员工，留住一流的人才，组建知识化团队，才能成为业内的“领头羊”。于是，一道世纪性难题又横亘在所有经营者面前，到处是求贤若渴的呼声，到处是人才招聘的牌匾，到处是以“猎头”“挖人”“培训”等为特征的没有硝烟的人才大战。
企业经营者在人才选拔利用上，是眼睛向内，注重挖掘现有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是眼睛向外，在左顾右盼中筛选，甄别和开发你所需要的人才？现在，我们的有些企业往往更加重视商品而不是自己的员工，不重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对他们的培训很少，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物力、财力放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这种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做法严重挫伤了积极性、创造性，造成了职工素质与调整方面的不同步，情绪化现象较为突出。在海尔，有一句这样的口号，“你能翻多大的跟头，企业就给你多大的舞台。”他们为普通员工设立了“海尔奖”和“海尔希望奖”，用员工的名字来为他们发明的产品和技术命名。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经过短暂的十几年就创造了令人咋舌的“海尔神话”。这神话根植于“海尔人”创造的企业文化。
每个企业旗下的职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资源，有很多埋在地里的金子，由于没有合适的时间、机会和慧眼识才的伯乐、适宜的环境，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一直没有通过劳动转化为生产力，造成了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企业不要总抱怨自己的职工素质太低，而是本身的问题使职工积蓄的能量没有释放出来。要想改善，就必须树立人才开发理念。明确人才资源不等于人才资本，只有经过培养和智力开发，才能把潜力变化为现实发展的优势。通过领导重视、奖惩激励、成才鼓励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开发、挖掘企业内部人才，把人才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掉不下馅饼。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对人才要舍得投资，舍得花大力气，即要有精神鼓励，也要营造一个适宜人才成长，发挥作用的物质环境，硬件、软件一起上，积极营造崇尚科学、尊敬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进入21世纪，为了网罗人才，美国的一些驻华大公司不惜投入高额培养成本，提高劳动者素质。据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中国培训计划部介绍说，每年，他们花在人员培训上的经费就达十亿美元《199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1998年美国对人才的投资额约为8100亿美元，而物财投资只用6400亿美元。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吸引和培养人才，构筑雄厚的人才基础，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有机会和资本塑造自己的信用。
三、提高劳动者道德素质，夯实信用企业的思想基础，是企业信用建设的内在需求
信用是企业的生命，是靠全体职工发扬职业道德精神抬起来的。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各个经济实体将面对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企业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深层次参与竞争。能否取得优势，关键在人。因此说，在企业信用建设方面，我们既要眼睛向外，树立诚实信用的外部形象，更要眼睛向内，从以下几个方面把劳动者的道德素质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倡树企业职工主人翁精神。“企业兴亡，人人有责”。职工是企业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和职工的紧密联系更加显性化。一个企业要想发展，除领导有方、方向对头，政策对路、资金到位等因素外，广大职工为不为企业出力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企业的政策落实能否横到边、纵到头；能否落实到实处、发挥作用和职工的劳动态度有直接联系。“以厂为家”是八十、九十年代企业管理者为号召职工凝聚力，向心力而叫响的一句口号，唤醒了广大职工的责任意识、自我意识、道德意识，使企业发展焕发了勃勃生机。进入二十一世纪，受信用经济的渗透，企业管理者又赋予了主人翁精神以新的内容，诚实守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等思想行为显示了新时期主人翁的精神风貌，“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危机感，使企业职工队伍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企业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良好的企业信誉。因此，管理者在收获生产成果的同时，一定要充分估量主人翁精神带来的经济效益，要时刻关注企业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工作态度，随时调整工作方法，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这一无形资产“变现”。
——培养企业职工的信用意识。人无信不立，信用是安身立业之本。在信用经济年代，信用概念涵盖了企业的方方面面，表现在职工的一言一行。人们在充分享受“信用”带来的美好的同时，清醒的认识到根据时代需要培养和提高企业职工信用意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就没有人和他交往，没有哪家企业老板敢启用这样的职工。一个企业要想有所建树，其身后必须有一支敢打硬仗扛大旗、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职工队伍做支撑。所以，企业必须建立一个规范长效的教育机制，使用各种宣传途径，通过多种形式，多渠道、广范围地在职工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奖励、监督措施，在广大职工中逐步形成一个失信可耻、诚信可敬的良好氛围，让诚实劳动、明礼守信、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形成一种风气，使那些不道德行为无立锥之地，整合力量，共扬文明之新风。让企业有充足的内力无比的自信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为信用建设铺垫结实基础.
——培养大公无私的精神。大公无私就是公正廉洁、不徇私情。有的人认为，公正廉洁、不徇私情只属于单位领导，一般职工无职无权，哪儿存在以权谋私、不公正、不廉洁、徇私情的问题。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一般工作人员虽然手无大权，但是事情的经办人，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一些实权。人们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靠啥吃啥”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不无道理。现在有些风气不正的企业，职工真是以厂为家，工厂里生产什么，他家里就有什么，他管什么东西，他家里什么东西就用不完，你说这样的企业能有不跨之理，还有什么精力去谈信用。因此说，企业一定要教育职工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两袖清风，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不起眼之处。不要以为“家大业大，拿点没啥”。
——增强劳动纪律、遵纪守法意识。有些企业职工纪律观念淡薄，无视劳动纪律，违反劳动纪律操作造成的恶果不胜其数。劳动纪律是规范职工行为保证企业正常运转而制定的规矩。纪律松散，一盘散沙，就没有了向心力，凝聚力，失去了竞争力。纪律反映是集体的利益，在职工中养成自觉 遵守劳动纪律的良好习惯就能减少企业很多的人力和资产成本，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质量，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得到社会的信赖。由此看来，一个企业要想得持续发展，没有严明的劳动律纪不行的。著名的“海尔精神”就是劳动纪律培养出来的硕果。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冶国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目前，全国已进入第四个五年普法宣传阶段，各企业一定要结合生产管理人员、普通职工实际情况，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和与工人工作、生产、生活密切相连的《劳动法》等基本法律，增强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提高依法管理水平，为企业信用建设提供强劲的法律基础。
——发扬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自强不息、不畏艰难困苦，不求奢侈，不图享乐。这种美德渗透到职业道德之中，就是“勤业”、“创业”、“敬业”的职业精神力量。艰苦创业、勤俭节约体现了一个企业的治理方针，是一个企业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战斗力的精神支柱。毛泽东同志在讲到这一问题时曾说：“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
当前，一部分职工认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增长了，再讲艰苦创业、勤俭节约是“老土”，原来的“一滴水、一滴油、一张纸、一个螺丝钉、一度电”精神都丢到了一边，对种种浪费现象没有了“心疼”的感觉，“败家子”现象在个别企业、单位已经抬头。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在企业职工中大力倡导“节能降耗”，教育职工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水，按着物尽其用的持家原则，把生产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把老革命家取得胜利的法宝再捧起来。
——鼓励职工钻研业务、精益求精。为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企业破产了，是因为它的产品没有了消费群体，没有了市场份额，为什么有的职工失业了却在同行业找不到活干，是因为他的技术不到家。现在有些企业职工干活比较机械，只想到这样已经很好了，从来不去想那样是不是更好，缺乏创新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因而掉了队，落了伍。现代社会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日新月异。企业管理人员要有敢于创新、争创一流的领导精神和广阔的视野，广大职工要肯钻勤学、精益求精，要不断的深入生活，深入社会吸纳新意，对产品进行革新、改造，企业要想办法“激活人脑 ”，让企业职工都为企业的发展产品销售，为顾客满意而动脑，不断创造市场“卖点”，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经济增长带动企业信用度的提高。
——教育职工互敬互学、团结互助，创造团队精神。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心齐、泰山移。集体的力量不可估量。同在一个屋檐下，职工之间要互敬互学、竞争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人脑”到“群脑”，让“家庭成员”与企业互相产生认同感，职工与职工之间互相认同。让沟通与激励成为鲜明的企业文化。让共同负责和协调精神激发每个职工参与管理的挚情。希尔博士用“足球队”去比喻合作的重要性。他说“一支有效率的足球队必定要忠诚和睦合作，单靠个人技术是不足言胜的”。科学家研究指出，候鸟以“v”字形飞，可以减低气流撞击的压力。“领航员”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所以他们轮流领航，一只累了，由另外一只接上。团体的飞行，可以比单独的飞行远72%以上。
最近，我县树立了50多家在信用建设方面有较大成绩的诚信企业，每家都离不开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和智慧。
信用是企业的生命。现代企业信用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和职工的切身利益。建设诚信企业，不能就信用谈信用，要用战略、长远、发展的眼光透视一个成功的企业信用建设背后高素质劳动力带来的强大支撑，才能有的放矢，实现工作目标。因此说，提高劳动者素质与企业信用建设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只有这样，企业信用建设才能达到水涨船高的双赢目的。

(作者单位：垦利县劳动就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