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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涉外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若干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 裴显鼎


今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作出了调整，即将该法原第二十条第（三）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外国人犯罪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规定删除，这就意味着基层人民法院从明年起可以审理第一审涉外刑事案件。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涉外刑事案件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改革开放初期，涉外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几个经济发达省份，现已基本扩大至全国范围。同时，案件种类增多、涉案人员增多、外方交涉增多，此类案件很多都是判处轻刑的案件。在以往涉外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各中级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理，按照有关条约规定及时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切实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已经摸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良好的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级别管辖调整后，基层人民法院将要面临一项全新的刑事审判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将及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确保涉外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关于涉外刑事案件审判程序，主要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涉外刑事案件被告人身份的认定，主要是国籍问题，需要以被告人进入我国境内时所持有的有效证件予以确认。国籍不明的，以公安机关查明的为准。国籍确实无法查明的，以无国籍人对待，适用外国人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在实践中，有中国公民以购买等方式取得外国国籍且同时具有中国国籍的情况，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的规定加以认定。该条规定，中国公民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中国公民定居外国，二是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如非同时具备，则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外国国籍，仍应认定为中国国籍。我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这也是认定国籍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准。

其次，关于涉外刑事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我们认为应遵守下列原则：1.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2.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的案件，依照刑法应受处罚的，由该外国人入境地或者被抓获地的人民法院管辖；3.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的案件，由该公民离境前的居住地或者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4.中国公民在驻外的中国使领馆内犯罪的案件，由该公民主管单位所在地或者其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船舶内的犯罪，由犯罪发生后该船舶最初停泊的中国口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航空器内的犯罪，由犯罪发生后该航空器在中国最初降落地的人民法院管辖；7.在国际列车上的犯罪案件，按照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有关管辖协定确定管辖。没有管辖协定的，由犯罪发生后该列车最初停靠的中国车站所在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人被抓获地的铁路运输法院管辖；8.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国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涉外刑事案件，由被告人被抓获地的人民法院管辖；9.管辖不明或者需要指定管辖的，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三，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适用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审判程序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有关于刑事诉讼程序具体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外国籍当事人的国籍国与我国签订双边条约的，适用双边条约中的有关规定。外国籍当事人的国籍国未与我国签订双边条约，但是参加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下简称《维约》）的，适用《维约》的有关规定。外国籍当事人的国籍国未与我国签订双边条约，也未参加《维约》，但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参照《维约》和国际惯例办理。外国籍当事人的国籍国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也未参加《维约》的，可以参照《维约》和国际惯例酌情办理。

第四，外国籍当事人委托律师辩护、代理诉讼或者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驻华使领馆代其聘请律师，应当委托或者聘请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并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律师。外国籍被告人委托其近亲属或者监护人担任辩护人，符合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外国籍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代其办理委托辩护人事宜时，应当提供与该外国籍被告人关系的有效证明。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外国籍被告人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应当由其出具书面意见，或者将其口头意见记录在卷并由其签名后，人民法院予以准许。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居住的外国人寄给中国律师或者中国公民的授权委托书、外国籍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代其办理委托事宜提供的与该外国籍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文件，应当经被告人国籍国公证机关证明、该国外交机构或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才具有法律效力。但中国与该国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

第五，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并应为外国籍当事人提供翻译。开庭审理时，由人民法院提供的翻译人员承担庭审翻译任务。翻译人员应当在相关笔录和诉讼文书上签名确认。外国籍当事人或驻华使领馆请求自行聘请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提供语言帮助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有关费用由外国籍当事人或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自行承担。

外国籍当事人通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文字，拒绝他人翻译的，或不需要裁判文书译本的，应当由其本人出具书面意见，或将其口头意见记录在卷，并由其签名确认。

第六，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应当依照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由高级人民法院及时通知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与我国有外交关系，但未设使领馆的国家，可以通知其代管国家驻华使领馆。无代管国家或者代管国家不明的以及国籍不明的或者无国籍人不予通知。《维约》第36条规定：“……领事官员得自由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会见。……领事官员有权探访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与之交谈或通讯，并代聘其法律代表。领事官员并有权探访其辖区内依判决而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但如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国民明示反对为其采取行动时，领事官员应避免采取此种行动。”因此，对于外国籍当事人请求不予通知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又不违反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可以不予通知，并应由其出具书面意见，或者将其口头意见记录在卷，并由其签名确认。但是，外国籍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除外。

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外国籍被告人的近亲属及监护人或者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官员要求探视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边条约或国际公约的规定，或根据对等互惠原则和参照国际惯例予以安排，我国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外国籍被告人的近亲属及监护人请求探视，需要提供经被告人国籍国公证机关证明、该国外交机构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请求人与该外国籍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文件。但是，中国与该国有互免认证协定的除外。

外国籍被告人拒绝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官员或者近亲属探视，又不违反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可不予安排。但应由其本人出具书面意见，或者将其口头意见记录在卷，并由其签名。

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外国籍被告人要求与其近亲属、监护人及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通话、通信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安排。对于违反我国看守所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安排或加以制止。对于有妨碍审判或者羁押内容的信件，可以不予转交。

第七，人民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被告人系未成年人和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涉外刑事案件，外国使领馆官员要求旁听的，如果有关国家与我国已签订的领事条约中有规定，按照条约的规定办理；没有签订有关条约或者签订的条约中没有规定的，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办理。人民法院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定期宣判的案件，应当先期通知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的驻华使领馆。

法庭审理笔录应当交由外国籍当事人阅读或由翻译人员为其译读，当事人认为笔录与庭审情况不符或者有遗漏的，可以予以补正，并由其签名确认。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涉外刑事案件，适用第一审程序中有关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委托辩护、探视、宣判、送达等事宜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二审涉外刑事案件，均适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双边条约、国际公约对于相关期间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第八，人民法院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外国籍当事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采取下列方式送达：当事人所在国与我国签订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按照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所在国与我国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是双方有外交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送达；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当事人是自诉案件的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由诉讼代理人代为送达。对中国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我国驻外使领馆代为送达。

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驻华使领馆索要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可以提供。

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遇有外国籍当事人死亡的，如果我国与该外国籍当事人国籍国签订有双边条约，人民法院应当在条约规定的时间内，将死亡时间、地点、已确定的死亡原因等及时通知其国籍国驻华使领馆。没有签订双边条约的，应当按照《维约》或者国际惯例尽快通知，最迟不超过七日。死亡原因在上述期限内无法确定的，在确定死亡原因后应当及时补充通知外国驻华使领馆。



执行拍卖无效法律效果探讨
黄奕新
一、案情
申请执行人省闽福海公司。
被执行人章海德，男，1974年7月25日生，汉族，闽福海公司承包人。原服刑于省和政监狱。
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与被执行人章海德承包合同偿还承包金纠纷一案，安福市法院于2000年3月29日作出（1999）经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章海德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闽福海公司承包金973147.38元，并支付从1999年4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闽福海公司于2000年8月31日向安福市法院申请执行，安福市法院于同日立案。鉴于该案在诉讼阶段对被执行人章海德所有房屋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根据2000年度安福市法院《办案分工协作制度》的规定，并报经院领导审批，本案在执行立案后由原审理庭室经济庭负责执行。
2000年9月21日，安福市法院向被执行人章海德发出执行通知书。因被执行人章海德系服刑人员，安福市法院依法委托省和政监狱转交执行通知书。省和政监狱于2000年9月26日收到安福市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和委托送达函。随后，安福市法院委托德宁市信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被执行人所有的该房屋进行评估，评估价值232660元。2000年10月8日，安福市法院委托德宁市华大拍卖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拍卖，拍卖保留底价为233000元。2000年10月16日在德宁市华大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公开拍卖会上，林美云以保留底价233000元竞得该拍卖标的房屋(但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之后，被执行人章海德向安福市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法院在其没有收到执行通知书的情况下即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违反了法定程序。安福市法院在与省和政监狱核实后得知被执行人已于2000年8月初保外就医，并不在狱中服刑。省和政监狱在收到安福市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和委托送达函后未尽到民诉法第82条规定的“受送达人是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或者劳动改造单位转交”的义务，并提出无法转交系因为被执行人章海德及其担保人联系不上等理由。鉴于此，承办人立即向安福市法院领导汇报了该案在执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于2001年5月9日将相关问题提交安福市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安福市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形成四点意见：1、裁定撤消安福市法院执行通知书、委托拍卖函；2、重新启动执行程序；3、建议拍卖行与买受人协调赔偿与退款事宜；4、向安福市人大书面反馈本案执行情况。当日，安福市法院作出（2000）执字第260号执行通知书、（2000）执字第50号委托拍卖函，并重新启动本案执行程序。在安福市法院重新启动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于2001年9月16日以被执行人已还清债务为由向安福市法院提出撤销执行申请的请求。
　　2001年，德宁市中院具函安福市法院，要求其恢复本案原执行程序并将拍卖成交的房屋交付给买受人林美云。2001年10月23日，安福市法院函请德宁市中院复议，并详细陈述了安福市法院重新启动执行程序的理由。随后，德宁市中院将本案执行情况向省高院请示，2003年1月22日，省高院作出（2002）法执监字第013号复函，提出三点意见：1、安福市法院委托拍卖被执行人房屋的行为是无效行为，对委托造成的法律后果负有责任；2、因委托人在执行程序中违法，导致其不具有处分拍卖标的物的权利，造成拍卖标的物给付不能，买受人林美云有权要求委托人承当责任；3、申请人以被执行人已还清债务为由向安福市法院申请撤销强制执行申请，应予支持。安福市法院在收到省高院复函后，于2003年7月14日分别作出（2000）执字637-2号、（2000）执字637-3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被执行人房屋的查封措施并终结本案的执行程序。与此同时，安福市法院积极与买受人林美云联系有关退还拍卖款事宜。但买受人林美云一直不同意退款，仅在2003年11月25日以借条形式向德宁市华大拍卖有限公司领回拍卖款20万元，余下33000元拒不领回。
　　二、评析
　　（一）本案执行程序存在哪些重大违法？
　　闽福海公司于2000年8月31日申请对章海德执行（2000）经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安福市法院立案后于2000年9月21日委托和政监狱向被执行人章海德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政监狱于同月26日签收后，因章海德已保外就医而没有立即送达，该执行通知书是章海德侄儿章平瑞代为签收，其注明的签收日期为2000年11月2日。2000年9月26日，安福市法院直接将诉讼保全的被执行人的房屋委托拍卖机构拍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的规定，法院在强制执行前应当将执行通知书送达给被执行人。安福市法院将章海德的房屋交付拍卖直至拍卖成交时，还没有将执行通知书送达被执行人章海德。虽然强制执行法学界和司法界对采取执行强制措施前先发执行通知的做法，多有针砭，但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未做变更前，这仍属强制性规范，法院必须执行，否则即构成重大程序违法。
　　其次，该案执行名义是金钱给付判决，而非物之确认或交付判决，虽然争议房屋事先已被诉讼保全，但保全的效力并不当然及于拍卖，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被执行人经通知拒不自动履行法院判决后，作出拍卖的裁定，后委托拍卖。本案执行人员未经裁定，径行委托，并进而实施，导致拍卖行为没有执行名义基础，亦属重大违法。
　　可以推定的是，法院的执行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权。因为被执行人虽然负有履行判决的义务，但其仍享有自动履行的选择权，在未经合法通知，且未经裁定的情况下，实际上剥夺了他这种选择权，并进而侵犯了对房屋的合法所有权。本案被执行人的家属为防止房屋被拍卖，主动替代履行债务，也证明了这种选择权存在的价值性。这看视执行人员程序上的疏忽，却构成了对宪法所宣告的保障公民财产权的违犯。同时，程序正当，是现代各国宪法通常应有的重要原则(虽然我国没有将其入宪)。法院作为公权力机关，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这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大幸反之，如果法院不以程序违法为是，社会每个成员都将有遭受不法侵犯之虞。
　　（二）本案安福市法院撤回拍卖委托是否合法？
　　笔者认为，本案安福市法院是在拍卖成交后、标的物未交付前撤销委托拍卖函，撤回拍卖委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该条款肯定了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但对于拍卖开始后委托人是否可以撤回拍卖委托并不十分明确。如前所述，安福市法院因执行程序重大违法，其不具有直接对章海德的房屋进行处分的权利(权力)。参照《拍卖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项规定：拍卖标的所有权、处分权有争议的，当事人可对已成交的拍卖表示反对。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始终是在行使强制执行权这一公权力，而非在履行民事权利义务，当它发现自己的执行程序存在问题时，应当允许其自行纠正，依照法定程序重新启动执行程序。因此，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基于利害关系人依法提请可以撤回拍卖委托。
　　（三）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秩序应如何维护？
　　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秩序，固然是市场经济追求的价值之一。但法律价值诸多，如上所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财产权、程序正当的原则，无疑具有更大、更根本的价值。笔者认为，维护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秩序是一项社会工程，还需要进一步规范拍卖行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操作，彰显拍卖行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不断提高当事人的诚实信用度和法制意识。拍卖市场交易规则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拍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以及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这些规定的遵照执行保障了正常的拍卖市场交易秩序。违反这些规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侵害的，侵害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国家赔偿责任，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维护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程序的要求。
　　（四）买受人林美云坚持要求取得房屋是否有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林美云在本案中始终坚持要求取得房屋，与她咨询的律师错误观点的误导不无关系，这也是本案矛盾长达数年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在本案中，林美云咨询的律师曾数次提到林美云是善意取得，应当予以保护。但该律师忽视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目前学界和司法界能说仅限于动产，房屋等不动产适用登记注册制度，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况且本案房屋并未进行产权过户，并未实际占有取得。本案中，章海德作为被执行人已与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已向安福市法院撤回执行申请，并且章海德又在被拍卖房屋上加盖了两层。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如果恢复原执行程序，将拍卖标的即房屋移交给买受人林美云，将引起更大争议，也使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牵涉面更广。买受人林美云在本案的竞买行为合法，但由于委托人安福市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违法，导致其不具有处分拍卖标的物的权利，造成拍卖标的物给付不能。
　　（五）本案对林美云是国家赔偿？还是承担民事违约责任？
　　笔者认为，本案对林美云应当是国家赔偿而非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安福市法院虽然与拍卖公司订有《委托拍卖合同》，但我们应透过“合同”这一现象来准确界定安福市法院行为的性质。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自始至终是在行使国家赋予的强制执行权，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拍卖只是实现这种目的、行使这种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整个过程中，安福市法院的行为都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正如行政合同已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被纳入行政诉讼范畴一样，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委托拍卖章海德房屋的行为不应被视为普通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司法行为。法院在发现自己行使强制执行权错误时，应当允许法院自行纠正。如果这种执行错误还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被侵害人可以提起国家赔偿获得救济。
　　（六）本案最佳解决方案应当怎样？
　　笔者认为，本案被执行人章海德已与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已撤回执行申请，执行案件法院已结案，并且章海德在被拍卖房屋上还加盖了两层。因此，林美云坚持要求取得房屋不现实，法律依据也并不充足。但林美云确因拍卖行为交纳了拍卖款，故林美云可尽快到德宁华大拍卖有限公司领回余款，对于遭受的损失，本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可以由安福法院与其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如实在无法达成，可依照国家赔偿程序获得救济。
　　三、深思
　　林丽云争议虽然至今未能最终化解，在办理执行案件方面的教训，却值得深思。
　　一是不要让法院成为“麻烦制造者”。法院作为定分止争的公权力机关，从根本上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公民权益，千万不能因履行职能错误反而增加社会矛盾，损害公民权益。
　　二是要坚持审执分立。安福市法院在执行闽福海公司申请执行章海德承包合同偿还承包金一案中，鉴于该案在诉讼阶段对章海德的房屋已采取保全措施，根据该院当时《办案分工协作制度》，执行立案后仍由原诉讼案件主审人员执行。这固然是出于执行效率的考虑，但由于诉讼法官对执行程序不熟悉，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争议的隐患。
　　三是执行案件尤其要强调程序合法。该案执行人员在发出执行通知书的同时(即尚未确定已送达成功)，即制作委托拍卖函，而且由于原判决只是金钱给付，其效力并不当然及于被执行人的房屋(尽管已被保全)，委托拍卖前未经依法裁定，致使该执行程序根本违法。
　　四是基层法院未能及时化解自身产生的矛盾。安福市法院发现原执行程序错误后，未能及时就赔偿事宜与林美云达成协议，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
　　五是尽快制定物权法、强制执行法，解决善意取得、拍卖无效及执行开启程序等法律问题。本案申诉人林美云始终坚持要求取得房屋，与她咨询的律师有关善意取得的观点不无关系，这也是本案矛盾长达数年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德宁中院也曾有过类似的意见，本案省高院虽然作出并维持了林美云不能取得的批复，但这一问题有待于物权法的盖棺定论。其次，现行有关的强制执行的规定，未能明确拍卖无效的要件及其法律效果问题。第三，关于执行开启程序即执行通知问题，法学界和司法界多有批评意见，认为应当取消或作为例外适用，但这一问题仍有等将来强制执行法出台或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解决。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本文人名、地名、文书字号稍作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