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指标挂钩暂行办法》的通知
人事部 财政部
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指标挂钩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5年4月24日，人事部、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财政厅（局），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国防科工委，总后勤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事（劳资）司（局）、财务司（局）：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发〔1992〕5号）和《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发〔1993〕79号），我们制定了《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指标挂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工效挂钩暂行办法”），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有条件的事业单位中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指标挂钩办法，是在当前条件下，加强工资总额宏观控制的有效手段。它对于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减轻财政负担，推动事业单位深化改革，使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逐步向经营型转变，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调动职工积极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切实抓好。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可根据“工效挂钩暂行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人事部、财政部备案。
三、各地区、各部门要本着积极、慎重的原则，结合工资制度改革，选择一批具备条件的事业单位，在实行多种形式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工效挂钩”试点工作。已经开展了“工效挂钩”试点的地区和部门，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办法，并逐步推开。
四、各地区、各部门在试点过程中对“工效挂钩暂行办法”中各项规定的贯彻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请及时告诉我们，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五、各级人事、财政部门，要分工合作，互相支持，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协调，共同解决。
附件：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指标挂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推动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实施工资总额计提办法的改革，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工效挂钩的基本原则
（一）充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职工的工资收入同本单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联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职工三者利益关系。
（二）坚持工资总额增长低于经济效益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低于本单位人均效益增长的原则。在完成事业计划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随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增长，逐步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
（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国家制定的工资制度和各项财务制度，挂钩单位不再执行国家对事业单位统一规定的增资政策，在国家宏观控制下，赋予挂钩单位内部工资分配的自主权。分配中要打破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四）按照“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额”的原则，促进单位合理用工，提高效率。
第二章 工效挂钩范围及条件
第三条 本暂行办法在具备以下条件的事业单位实施：
（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发给营业执照，具有法人资格。
（二）单位有稳定的收入，抵偿本单位支出有盈余的；事业经费及各项资金来源，不由财政预算拨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纳税。
（三）执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有完全的成本、费用核算、经济指标考核体系及会计报表，能准确反映单位当年的经营收支和经营成果情况，并有财政部门对其财务执行结果的批复。劳动工资计划管理和统计制度健全。
第三章 经济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确定
第四条 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要根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对事业单位的要求，在保证国家利益和有利于单位社会化服务功能全面发展的前提下，选择能够反映事业单位综合经济效益的指标确定。
（一）一般单位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主要采用实现税利、实现利润、工资税利率、工资利润率等作为挂钩指标。
（二）少数经批准实行复合挂钩单位的经济效益指标，除选择实现税利、实现利润指标外，还可选择销售收入、收汇额等作为挂钩指标。但实现税利、实现利润指标所占复合指标的比重不能低于50％和40％。
第五条 经济效益指标基数的核定：
（一）经济效益指标基数，一般以本单位上年实际财务决算数为基础加以核定；对首次工效挂钩单位因特殊因素影响，上年实际财务决算数低于前三年平均数，也可参照前三年情况合理核定。
（二）实现税利指标基数是指上年实现增值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资源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和利润总额。
（三）实现利润指标基数是指上年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以及营业外收支净额。营业利润是指营业收入扣除成本、费用和各种流转税及附加税费后的数额。投资净收益是指投资收益扣除投资损失后的数额。营业外收支净额为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后的数额。
（四）工资税利率指标基数是指上年实现税利总额同职工工资总额之比。
（五）工资利润率指标基数是指上年实现利润总额同职工工资总额之比。
第六条 社会效益考核指标要根据单位的性质和行业特点，选择反映事业发展规模或工作质量的具体量化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可作为社会效益考核指标，也可作为考核的否定指标。
（一）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基数一般以上年实际完成数进行核定。
（二）社会效益指标作为考核的否定指标达不到考核要求的，要扣除一定比例的新增效益工资。
第七条 实现税利总额与工资总额严重倒挂的单位，可采取税利新增长部分按核定定额提取新增效益工资的办法。
第四章 工资总额基数的范围及核定
第八条 工效挂钩单位的工资总额为国家统计局对工资总额规定的全部内容。工资总额基数，原则上以上年工资总额为基础核定：
（一）新挂钩单位工资总额基数原则上以上年正式职工工资总额为基础，扣减不合理工资支出，加上执行国家上年调整工资等政策的翘尾工资核入工资总额基数。
（二）经批准继续实行工效挂钩的单位工资总额基数，原则上以上年工资清算的应提工资总额为基础，核增（减）按国家规定应增（减）工资的各种因素后作为本年基数。
第五章 工效挂钩浮动比例的确定
第九条 工效挂钩浮动比例是指工效挂钩单位工资总额随经济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增减变动而浮动的比例系数或工资含量系数。工效挂钩总浮动比例由经济效益指标浮动比例系数和社会效益考核指标浮动比例系数或工资含量系数构成。
第十条 经济效益指标挂钩浮动比例的审核，要考虑事业单位自身经济效益高低、潜力大小和人均税利等实际情况，一般控制在1：0．3－0．7之间。
第十一条 社会效益考核指标计提新增（减）效益工资的浮动比例系数一般为1：0．05（－0．05），最高不得超过1：0．1（－0．1）。
第六章 工资总额基数和经济效益指标基数、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基数的调整
第十二条 工效挂钩单位的工资总额基数和经济效益指标基数、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基数经人事部门、财政部门核定后，在挂钩年度内一般不予改变。
第十三条 如遇下列情况，可按工效挂钩审批权限和程序调整基数。
（一）按国家政策规定必须安置的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当年所需工资额在工资总额基数外单列，第二年连同翘尾数一并核入工资总额基数。
（二）挂钩单位合并、撤销或职工成建制划入、划出等，按上年决算数调整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基数，相应核增（减）工资总额基数。
（三）国务院批准的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对工效挂钩单位影响较大时，可根据人事部、财政部有关规定调整经济效益指标基数、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基数和工资总额基数。
第十四条 经济效益指标或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实际完成下降时，要同比例扣减新增效益工资或工资总额基数，为了保证职工基本生活，下浮幅度最高不超过当年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的30％，并按同口径核定下一年经济效益指标基数或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基数。
第七章 新增效益工资的结算和提取
第十五条 单位工效挂钩执行情况，应按人事部、财政部统一制定的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指标挂钩年度结算表（另行制发），依工资计划和财务管理体制进行清算。主管部门要核实挂钩单位各项挂钩指标和其他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对计提的新增效益工资总额进行审核，于第二年一季度报经同级人事、财政部门批准后，可兑现新增效益工资总额。
第十六条 工效挂钩单位安排使用新增效益工资要留有余地，要从当年新增效益工资中提取不少于10％的数额，作为工资储备金（工资增长基金），在年度之间调剂使用，以丰补欠。工资储备金累计达到当年单位正式职工工资总额时，可不再提取工资储备金。
第十七条 年终工效挂钩执行情况，作为检查年度工资总额计划的依据。超过挂钩浮动比例支取的工资总额，要在下年度工资总额基数中扣减，调增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基数；同时用工资储备金补交有关税金。
第十八条 为了保持工效挂钩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挂钩期限一般为三年。除特殊原因外，中途退出挂钩的单位，其累计新增效益工资（或工资储备金）要相应冲回成本或费用，并按规定补交有关税金。
第八章 应提工资总额的列支渠道和计征税
第十九条 工效挂钩单位当年其工资总额基数和新增效益工资按有关财务规定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第二十条 工效挂钩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超过一定幅度时，要按国家有关个人收入纳税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挂钩单位调出人员的标准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计发仍执行国家对事业单位的统一规定。
第九章 工效挂钩审批程序与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各地区工效挂钩单位申报的工效挂钩方案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指标体系、工资总额基数、挂钩浮动比例和年终计提的新增效益工资总额，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每年由主管部门负责审核，报经同级人事、财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三条 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单位的工效挂钩方案，由主管部门负责汇总审核，报经人事部、财政部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事、财政部门对成本费用中列支的应提工资总额，要严格管理与控制。工效挂钩单位应提工资总额，要纳入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工资总额计划管理，并计入基层单位《工资基金管理手册》（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本），由开户银行监督支付工效挂钩单位实提工资总量；同时接受税务、审计等部门的检查。
第十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人事部、财政部备案。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人事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正在被蚕食的领地--对中国律师业务空间受挤压现状的忧思/韦群林
韦群林
一、引言
自1980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销声匿迹20多年的中国律师业 不仅得以恢复，而且的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005年6月为止，中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律师事务所11691家，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开展义务法律咨询260多万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3万多件。 早在上个世纪末，即有学者用“中国律师业以其迅猛的发展、骄人的业绩和崭新的风貌展示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舞台之上” 来描述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律师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然而，在为中国律师发展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一个现实：本来应该属于中国律师的法律服务市场却一直并且正在遭遇方方面面力量的蚕食，中国律师的业务发展空间不断受到这些力量的挤压。在来自法律服务所、外国律师代表处、法律咨询公司、企业内部法律顾问、老法官协会、离职甚至在任的公检法人员、无兼职律师身份的法学教研人员等等势力对法律服务市场混乱而无序的抢夺面前，中国律师业务市场份额呈相对萎缩趋势，在法律服务市场实有领地正在相对缩小。从战略层面考虑，中国律师拓展自身业务、表达法律正义的前景令人关注及担忧。
本文试图跳出在考察行业发展时一般来说难以摆脱的“纵向一比欢天喜地”的思维定势，从“横向一比危机四起”的角度，对中国律师拓展法律服务市场时遭遇的无序竞争以及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法律服务市场被蚕食的现状进行叙述，以期引起关心中国律师业发展人士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二、中国律师的 “业务领地”应该有多大？
考虑这个问题，可以从《律师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律师开展业务的授权性规定以及对非律师人员从事法律服务禁止性规定入手，弄清中国律师在法律服务市场上应有的业务地位及不容他人动得的“业务奶酪”。
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对律师可以从事的法律服务进行了广泛授权，即律师可以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从这些列举性的授权规定来看，可以认为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咨询、顾问，到代理、辩护，以及可以推论出来的律师见证、主持调解等等，几乎没有限制，可谓是“领地广袤”。
另一方面，律师法第14条又明确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对非律师人员进行了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不得使用律师名义，二是无论是否使用律师名义，不得开展有偿诉讼代理、辩护业务。换言之，有偿诉讼代理及辩护业务是中国律师法定的专属领地，其他任何主体不得插手。有关诉讼法规定的非律师代理及辩护主体，如所谓“公民代理” 等，只应无偿工作，而不得谋取经济利益。
三、中国律师业务领地被蚕食的现状及分类
蚕食的中国律师业务领地主体和方法多种多样，如前面提到的法律服务所、外国律师代表处、法律咨询公司、企业内部法律顾问、老法官协会、离职或在任的公检法人员、无兼职律师身份的法学教研人员以外，“讨债公司”、“私家侦探社”一类的主体也在悄然侵占律师的法律服务领地。按照蚕食方法的不同，可以粗分为体制性、违法性蚕食、腐败性蚕食和法律漏洞性蚕食。现分别讨论。
（一）体制性蚕食
最为典型的就是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原来干脆就称“法律工作者”，概念外延之广，几乎覆盖了整个法律职业）。从合法性来说，法律工作者并非律师，即便规规矩矩按有关规章或地方法规从事诉讼代理业务，也存在一个“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业务”、违反律师法第14条的违法性问题。
但是，由于司法部规章，如1987年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现已废止）、2000年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以及基于这两个规章演绎出来的众多的地方法规或地方规章的庇护，名义上除了刑事辩护以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几乎就是“第二中国律师业”， 形成了“按章合章”（而不是“依法合法”）执业的制度；在“基层”的名义下，任何地方，包括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都可以唐而皇之地蚕食律师的代理业务。在合宪性司法审查制度缺乏且人大合宪性审查又苍白无力的中国，政府部门的违宪造就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这样一支庞大的、有“执照”的法律服务队伍，律师法的禁止性规定时时刻刻在被违反、被架空。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实际执业过程中超越规章的约束，从事刑事辩护业务，那还是另外性质的违法问题。
（二）违法性蚕食
如果说基层法律服务所违法从事有偿代理业务还有规章及地方性法规作为挡箭牌的话，对律师业务的违法性蚕食就是公然的违法了。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1、外国律师事务所中国代表处蚕食中国法律事务。按照2001年国务院《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外国律师事务所中国代表处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不得解释中国法律，也不得聘用中国执业律师，所聘用的辅助人员不得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所有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主要活动恰恰就是上述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因为如果依法开展工作，几乎所有的“代表处”都会付不起高档写字楼的房租而“关门大吉”。
作为一种直观经验，笔者认为，绝大多数外国律师对中国法律都是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在自以为是地充当“假行家”，在厚厚的英文（其他文字的并不多见）文件下兜售的往往是按照其本国法律精神改造后的“中国法律”，其英文写作水准要远远高于中国法律水准，蒙蔽、误导当事人以及曲解中国法律现象非常严重。
例如，笔者受合资中方当事人之托参与过的一件合资合同谈判及订立法律事务，外方委托的是该国一家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事实表明，该代表处不仅一知半解地从事中国法律事务，而且常常曲解中国法律，甚至告诉其当事人“中国法律不当真”。面对这种情况，笔者当即指出的其无权解释中国法律的规定以及其中国法律上的知识缺失，但该代表处的外国律师百般欺瞒其本国当事人，造成的恶劣效果可以料想。另外的一个国际技术转让非诉案例中，对方聘请的美国律师提供的技术转让合同文本中充斥着我国法律所禁止的“限制性条款”，但对方律师似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面对笔者的提醒，显得十分茫然。笔者无奈，只好拿出国际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资料供其“现场学习”（该律师倒也“谦虚”，经现场阅读中国法律相关规定后，取消了合同当中的绝大多数限制性条款。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为对方当事人化数万美金聘请过来与中方谈合资及技术转让合同的“律师”，从事的正是其无权从事、且并不熟悉的中国法律事务）。
2、“讨债公司”及“私家侦探”。由于司法体制、司法官员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司法解决纠纷、实现司法正义的程度与效率都难以令社会公众满意，“赢了官司输了钱”、“法律白条”现象使得“讨债公司”及“私家侦探”一类的机构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本来这侵犯的似乎是国家公权，与律师无涉。但是，律师诉讼代理业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院处理案件的公正性、有效性和当事人对司法的信心，可以说律师与法官的应然关系是“充分表达”与“公正判决、有效执行”，或简化成“表达与判断”的关系， 因为执行是判断的延续而已。如果判决不公、执行不力，法院失去案件的同时也让律师丢失了业务，因为律师利用证据，运用法律，充分表达当事人对司法正义的诉求的代理行为，在法律体制外寻求“公正”的场所--“讨债公司”及“私家侦探”面前，实在是没有多少施展的余地的。所以，类似“讨债公司”、“私家侦探”一类的机构不仅侵犯了司法公权，实际上也附带掠夺了诸多潜在的律师业务。
3、企业内部法务人员。姑且不谈在正常的律师制度以外，通过部门规章另设一类法律职业人员这一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就是按照国家经贸委《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规章的界定，“企业法律顾问，是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并经注册机关注册后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企业法律顾问应该是企业内部人员而不是社会律师。然而，不少企业法律顾问考取律师资格证书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春光尽占，利用律师管理上的一些疏漏，充当起“两栖明星”来：一方面拿着企业工资，一方面又在律师事务所注册，当起律师来。如此对潜心从事律师业务的律师而言，自然形成业务上的挤压和不公平竞争。
4、假律师、“黑律师”。名目张胆赤膊上阵假冒律师、骗取钱财的可能还是少数，很容易被查处，实在不是“明智”的做法。律师法、甚至刑法的严厉制裁使得没有任何“依靠”的假律师、“黑律师”变换花样来蚕食律师业务，例如，通过雇佣有证律师办理并操纵律师事务所，充当起“隐名合伙人”甚至“合伙人的老板”角色；充当掮客或律师“业务合作伙伴”的角色与律师分享业务；等等。有些往往也是“腐败性蚕食”的根源。
5、其他。违法的表现形式永远多于法律规定。除此之外，“老法官协会”、退休公检法人员、甚至“法学专家”一类的主体也会无视律师法关于非律师人员不得从事有偿诉讼代理及辩护的规定，在“发挥余热”或其他美妙的借口之下蚕食律师业务。不少腐败性蚕食也源于此。
（三）腐败性蚕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