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回归
李长健 张 锋
（本文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长健，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湖北省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 张 锋，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
摘要：动态社会契约理论论证了三元社会结构的合法性，食品安全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可以有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供给，还可以有社会中间层主体供给。对以上三种供给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论证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将理性回归到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动态社会契约论 社会性监管模式
Abtract：The dynamic society contract theory has proved the triangle social structure validity. As one kind of public product ,food’s safty supervising may not only have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ng, but the market supervising and also the social intermediate supervising. The article analyzes three kind of cost - income pattern，point out that food’s safty supervising pattern will return to the rational social supervising pattern.
Key word: Food’s safty supervising The dynamic society contract theory Social supervising pattern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05年从“苏丹红”事件到牛奶事件、甲醇啤酒、孔雀石绿、致癌薯条，食品安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应该建立怎样的监管机制，实行怎样的监管模式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的监管呢？
一、 动态社会契约理论——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形成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主权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些社会中间层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社会中间层组织。另一方面，社会中间层——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中间层组织、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中间层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1]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中间层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食品安全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性监管模式。
二、三种食品监管模式的比较——成本收益分析
（一）主导型监管：政府监管模式成本收益分析
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食品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行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食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整体利益可持续化呢？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对食品安全监管，在立法、执法、法律救济、法律监督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食品安全监管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职能的实现、社会的稳定，若由市场主体或社会中间层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执法、司法的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权力在这一领域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并且一旦失控，可能造成社会巨大的损失。
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需要巨大的运行成本。第一，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人，也是有限理性的，也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定、运行相关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它可能会为了政府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甚至直接损害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政府的行政官僚组织庞大，缺乏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导致政府权力异化，出现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使公众对供给的公共产品缺少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可能致使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行为的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解决纠纷的成本，使我国原本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紧张，社会的诉讼成本增加；第三，政府若既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供给者，又同时履行监管者的角色，在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的压力下，在监管成本的约束下，政府缺乏食品监管制度供给的创新动力，导致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失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2]第四，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性、专业性有限，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运行成本。
（二）主体型监管：社会中间层组织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组织机构。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独立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社会中间层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3]
社会中间层主体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在供给（准）公共产品时更具有效率性、公正性、适应性、可接受性、专业性、独立性，降低具体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本。第一，降低执行成本，社会中间层组织具有独立性、民间性、专业性，它作出的行为相对专业、权威、可接受性，使受监管主体乐意接受具体的管理、处理行为，减少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同时监管的可接受性，降低了食品安全纠纷出现的概率，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第二，降低了交易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独立性、增强了受监管主体之间的信任、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的信任，大大降低了市场主体信息收集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使他们在制定一些监管标准、检测的手段时更加科学具体，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减少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减少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额外成本；第三，降低监管制度均衡成本，制度的每次均衡都是在很多次制度博弈的结果，社会中间层组织构建了政治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桥梁，使有效的信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顺利传递，减少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平衡的周期与频率，降低了制度均衡的成本；[4]第四，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有效监管，减少政府监管的成本，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当然，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存在也需要运行成本，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化和寻租。目前对转基因产品的推广，很多中间层主体受利益驱动都提倡推广，但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没有得到科学的认定，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损失难以计算，所以政府也要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必要的监管，增加政府对中间层主体监管的成本。但社会中间层主体在日常具体的监管中，在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领域有较大的监管成本优势，并且政府相对容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有效监管，监管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
（三）基础型监管：市场主体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市场活动主体包括食品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他们都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主体，但是消费者与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最大，其他市场主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本身也是消费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消费者监管的成本收益问题。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有以下权利：（1）追求安全的权利；（2）知情权；（3）选择权；（4）公平交易权；（5）依法求偿权；（6）监督批评权。这些法定权利为消费者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提供合法、合理的依据。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社会中间层的监管；食品消费者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同时食品消费者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最后，食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受监管主体的机会行为，也在另一方面节约了政府、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成本。
对于食品消费者来说，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食品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成本高昂；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所以在举证方面比较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证明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三、理性回归——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
（一）社会性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它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社会中间层监管为主体，以市场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持续性化的一种监管模式。
社会性监管模式是对原有的社会监管资源的有机整合，而不是三者的简单相加组合，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第一，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是三元社会主体合理互动的结果，国家在进行食品安全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公众对立法的积极参与，食品安全信息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顺畅流动，增加了国家食品安全立法的科学性；由于国家立法的科学性，社会中间层主体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增加社会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食品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社会性监管模式在国家、社会中间层、消费者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食品安全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食品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三，降低食品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三元主体共同参与对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首先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再者，三元主体的供给，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5]三元监管主体的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三元监管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增加了社会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创新高效的监管提高了社会收益。
（二）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
1、加强国家在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
第一，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安全食品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食品经营企业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的立项、安全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实质性的、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又《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导致不必要的纠纷增加，诉讼成本增加，政府司法资源浪费；第三，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有限理性的，具有经济人思维，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他们它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它的违法责任后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层次、行政处罚层次，而要给予相关责任人刑事处罚，能力处罚——禁止它从事食品生产的资格，对违法企业的商誉给予降级惩罚，增加食品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
2、健全社会中间层监管的组织体系。
第一，提高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中间层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得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同时也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成立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保证它的专业性。第二，建立体系完整的社会中间层组织。社会中间层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主体，要实现监管主体的功能，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社会性监管。第三，建立社会性监管网络，社会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社会中间层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监督起诉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发布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且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
3、确保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激励引导受监管主体的健康发展。
第一，确保消费者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所以落实每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也就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消费者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社会中间层施加压力，比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依法监管。第二，规范受监管主体的行为。受监管主体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性监管模式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企业的行为，使受监管主体行为符合政府、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这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经济法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政府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且给予守法的受监管主体一定的信誉、荣誉称号，运用经济政策来引导它们的健康发展，减少直接监管的管理成本、运行成本、执行成本、监督成本，降低了社会监管的总成本。
结论：通过对二元架构到三元架构的理论基础——动态社会契约论的分析，结合对公共产品的细分，引入了对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机制，运用交易成本、监管成本、执行成本、诉讼成本、信息成本、制度均衡成本等经济参数，比较了三种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文中运用了较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即成本收益分析，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各种社会成本很难计算、量化，并且社会成本也是动态的，有静态的代内成本，也有动态的代际成本，所以进行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6]但是，我们可以从比较的视角看到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发展趋势。正如科斯在1998年所指出的：在法律和经济学这一新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巨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7]
参考文献：
[1]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J].载王全兴主编.经济法论丛.
[2]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李长健.新编经济法通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4]张乃根.经济学——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3.
[6]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7][美]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6号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rt;的决定》已经 2004 年 5 月 18 日 市政府第 29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杨卫泽
二○○四年五月十九日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现决定对《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普通专户的存款额，经个人申请，管理中心登记备案，可以补足医疗、养老专户的实际存款的差额。”
二、删去第四十六条。
三、删去第五十七条。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园区社会保障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结合园区的特殊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园区 70 平方公里规划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及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员工。
园区范围内，规划区域外的外商投资企业，经园区公积金管理中心同意，报园区社会事业局批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公积金制度实行对员工养老、医疗（含生育、但不含因工伤、职业病造成的伤害）等方面的多项社会保障。
第四条 园区实行公积金制度的主要目标是：
（一） 建立园区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二） 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保持经济发展，创造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园区投资环境。
第五条 公积金由园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和管理，遵循下列原则：
（一） 公积金制度的保障水平与园区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二） 公积金实行预筹积累的征集方式；
（三） 实行高效的行政管理；
（四） 确保正常营运。
第六条 员工享有参加公积金，并依法享受公积金待遇的权力，本办法适用的单位和员工必须参加和缴纳公积金。
第七条 按规定缴纳的公积金在税前列支，不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园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代表苏州市人民政府在园区推行公积金办法，研究决定公积金的重大事项，负责审批公积金的实施计划和发展规划，审议公积金的保值增值计划，并对公积金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第九条 园区社会事业局是园区实施公积金制度的行政主管部门，对公积金制度的运行实施监督管理，并具体负责编制公积金的发展规划；拟定公积金的实施办法、规定等。
第十条 园区设立由管委会代表、单位代表、员工代表及管委会指定的其他人员所组成的公积金理事会，作为园区实施公积金办法的监督、参谋、议事机构，直接监督公积金的营运。公积金理事会的主任和副主任由管委会主任任免，一般任期3年。
第十一条 园区设立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具体承办公积金运行的业务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 按本办法规定，负责公积金的收缴和支付；
（二） 管理公积金个人帐户；
（三） 负责公积金的保值和增值；
（四） 接受单位、员工对公积金管理、营运情况的查询。
第十二条 管理中心操作的营运费用，在公积金存款的利差等收益中提取，如有不足，由管委会补贴。
第三章 公积金的缴纳
第十三条 凡属于本办法第二条规定范围内的单位，均应当向管理中心办理公积金登记手续。新设立的单位应当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同时，办理公积金登记手续。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撤消、破产或者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应当在 30 日内向管理中心办理有关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单位分立、合并、撤消、破产时，其所欠交的公积金，应当视同欠付员工工资、劳动保险费，予以优先清偿。
第十五条 管理中心在办理登记手续时，为员工设立公积金个人帐户，员工的公积金帐户终身不变。
第十六条 员工的公积金帐户分设普通、医疗、养老三个专户，管理中心每 6 个月向员工提供一份清单。
第十七条 单位和员工根据缴费基数分别按 25% 的缴费比例，按月缴纳公积金，员工缴纳的部分由单位代扣。
第十八条 单位应当于发薪之日起 1 周内向管理中心缴纳公积金，不得逾期缴纳、不缴或者少缴。
第十九条 单位和个人缴纳公积金的缴费基数上限，根据园区工资协调理事会提出的工资水平指导意见，由管理中心每年公布一次。
第二十条 公积金缴纳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作适当调整时，由园区社会事业局提出，征求园区公积金理事会的意见，报管委会批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进入园区规划区域的单位，应当自员工起薪之月起，按员工原工资总额，由单位和个人缴纳相应数额的基金，并按本办法换算成相应的比例，计入员工各公积金专户。
第二十二条 公积金的 5% 纳入社会统筹金，其余部分全部纳入员工个人帐户。
在个人帐户中：
（一）公积金的 4% 保留在养老专户中；
（二）员工在 35 周岁以下（包括 35 周岁），公积金的 8% 保留在医疗专户中；在 35 周岁到 45 周岁（包括 45 周岁）之间，公积金的 12% 保留在医疗专户中；超过 45 周岁，公积金的 16% 保留在医疗专户中；
（三）其余部分保留在普通专户中。
第二十三条 管理中心对公积金个人帐户存款额每年结息一次。
第二十四条 公积金个人帐户存款的利率，按不低于居民 1 年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并参照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储蓄利率”作适当的调整。
第四章 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公积金的来源：
（一）单位和员工缴纳的公积金；
（二）公积金的利息收入；
（三）依照本办法规定收取的滞纳金；
（四）单位和个人的捐款等。
第二十六条 公积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二十七条 企业除缴纳员工公积金外，还必须负担员工因工伤、职业病造成伤害的医疗和赔偿。
第二十八条 员工养老专户的存款额，在未退休时，不能挪用，在退休时须保留一笔最低存款，以保证员工退休后能按月领取基本生活开支，不足最低存款部分，由其普通专户或用本人现金和采取其他方式补足，用现金和其他方式补足公积金最低存款的金额，不列入计征个人所得税的基数。超过最低存款额的公积金部分，员工退休时可一次性提取。
第二十九条 员工医疗专户的存款额，由管理中心统一扣除规定的比例，参加园区员工大病医疗保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员工门诊看病支出，在规定可动用医疗专户存款的金额内，员工用现金支付相应的比例，细则另定；超过规定使用额部分，全部由员工用现金支付。
第三十一条 员工退休时，医疗专户须保留一笔最低存款，以保证退休后能支付基本医疗开支。
第三十二条 员工养老专户、医疗专户在退休时须保留的最低存款，每年调整一次，由管理中心提出，征求公积金理事会的意见，报管委会批准。
第三十三条 员工缴纳公积金 3 年后，其普通专户的存款，由个人申请，经管理中心批准，可允许其用于购买园区经济实用住房，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 员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一次性提取公积金：
（一）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退休者，在医疗、养老专户内留足最低存款的；
（二）国家规定退休年龄以下，精神不健全或者身患绝症的；
（三）出国定居并保证不以中方员工的身份再次进入园区工作的。
第三十五条 普通专户的存款额，经个人申请，管理中心登记备案，可以补足医疗、养老专户的实际存款的差额。
第三十六条 公积金必须在保证正常支付和安全的前提下增值营运，不得进行回收期长、风险大或投机性的投资。
第三十七条 管理中心定期向管委会报告公积金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第三十八条 管理中心每年编制公积金征集、支付和增值营运的预算和决算，报管委会批准并向社会公告，同时接受园区财政审计部门、社会事业局和金融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五章 公积金的转移和养老专户的视同缴费
第三十九条 员工在实施公积金单位之间流动，其个人帐户存款额不作变动。
凡由未实施公积金办法的单位向实施公积金办法的单位流动的人员，应自 1992 年起按员工本人缴费基数 3% 的比例补足公积金养老专户的存款额，方可按其进入园区前，满 3 年以上的连续工龄视同养老缴费年限；员工转移来的款项超过其缴费基数 3% 的部分，由管理中心视实际情况分别计入员工公积金医疗、普通专户。视同缴费年限，以员工进入园区之前 3 年的年工资收入额推算出视同养老缴费年限的养老存款额，记入员工养老专户中。
计算公式为：进入园区以前工作年限的养老存款额 = 员工进入园区之前 3 年的年工资收入额× 16% ×系数（系数表另行公布）。
由实施公积金办法的单位向未实施公积金办法的单位流动的人员，在公积金个人帐户中，扣除员工公积金总和的 12% 作为园区社会统筹金，其余部分视当地社会保障开办情况，由管理中心向当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公积金结转手续；公积金向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结转后如有超出部分，则由管理中心负责保管，并向其个人出具清单，至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方可提取；该部分公积金，也可在其本人与管理中心签定不再回园区工作的协议后，经批准，由管理中心直接发给员工本人。
员工如在签定协议并提取公积金款项后又回到园区就业，应当将已提取的公积金款额及其规定利息重新足额存入其公积金帐户（已扣除的园区社会统筹金部分不予补入）；否则，单位以后为其缴纳的公积金部分纳入社会统筹金，其本人公积金帐户只计入个人缴纳的部分。
第四十条 员工死亡，公积金个人帐户中的存款额未使用完毕的，可由法定继承人继承，原则上转入继承人的公积金户头。
第六章 争议处理与处罚
第四十一条 员工与单位之间因缴纳公积金发生争议时，可向园区社会事业局申请裁决。
第四十二条 员工或单位可向管理中心要求核查个人或者单位的公积金缴纳情况和使用情况。
第四十三条 管理中心对不缴或者少缴公积金的单位，可责令其限期缴纳；未经管理中心批准，逾期不缴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可按规定程序通过银行扣缴，并可按日加收 2 ‰的滞纳金。
第四十四条 园区社会事业局受管委会的委托，对不缴或者少缴公积金的单位，可处以罚款，每一案不超过一万元。
第四十五条 仿造有关证件或采取其他手段多领、冒领或提前支取公积金的，除应追回多领、冒领、早领的金额外，园区社会事业局受管委会委托，可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最高不超过 1 万元。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单位，指各类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园区管委会认定的其他经济组织。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员工，指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其他企业的固定职工、劳动合同制职工（含农民合同制职工）、城镇户口临时工、因园区建设需要征地安置并享受大集体待遇的征土工，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干部、工作人员等。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公积金，指由单位或员工共同缴纳的一项社会保障基金。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缴费基数，指缴纳公积金的工资基数，以职工月工资总额（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计算。
第五十条 本办法所称缴费年限，指园区实行公积金后，单位和员工足额缴费的员工工作时间。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园区平均工资，指园区 70 平方公里规划区域内所有在职员工工资收入的平均数，由园区社会事业局每年统计公布。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最低存款，指员工一次性提取公积金时必须在其公积金（医疗、养老）专户中保留的最低存款额；最低存款额由管理中心提出，报管委会批准，并由社会事业局每年公布一次。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资水平指导意见，指园区工资协调理事根据劳动生产率水平、物价指数及结合园区用工成本信息等因素每年提出的工资调整意见。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由单位和个人缴纳相应数额的基金，指：
（一）企业应将现有保障福利费的一半转入员工工资；然后按公积金缴交率，由员工缴纳一半的公积金，企业另负担一半的公积金；
（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在取消退休金制、住房福利制及看病报销制，同时由个人承担原工资 10% 费率的基础上，其余公积金所需资金，起步时由财政补入，以后在工资栏中相应增加公积金补贴科目。
第五十五条 园区管委会根据本办法可批准有关实施细则和配套方案。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