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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析 提 存 公 证

通州市公证处 姜莉


提存公证是公证处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为履行清偿义务或担保义务而向公证处申请提存的人为提存人。提存之债的债权人为提存受领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分别规定了提存的两种功能。
《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债务人有法定情形的出现，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合同法》第九十一条又明确规定：“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这一功能即我们通常说的以债的清偿为目的的提存。
《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均规定了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
《合同法》和《担保法》的这些规定，从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为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构建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合同法》规定的“提存部门”在哪里？《担保法》规定的向“第三人提存”的“第三人”是谁？上述两法都没有规定。
《合同法》颁布七年后、《担保法》颁布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提存”。应该说，到此，对提存这一法律制度的设计，从实体法到程序方才制定完成。尽管在此之前，司法部也曾规定公证处可以办理提存公证，那只是部门规章的规定，《公证法》从法律的角度规定公证机构可以办理提存事务，其法律效力则提高了。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制度是根本保证。提存公证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下这个证例，足可说明这一问题。
二００六年七月，房地产公司甲欲将名下的300亩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公司乙和房地产公司丙，转让价为二亿一千万元人民币（含项目转让费）。在乙、丙按约定支付转让费伍仟六佰万元后，尚余下一亿四仟七佰万元人民币。甲、乙、丙三方为确保各方利益的顺利实现，决定将乙、丙应付与甲方的一亿四仟七佰万元人民币向公证处提存。公证处受理了该公证事务。在甲完成了将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过户到乙、丙名下的工作后，经甲、乙、丙和公证处核实无误，乙、丙领取到全部房地产权证当日，公证处根据甲、乙、丙三方的《提存款同意支付书》，将一亿多的提存款安全无误地划给了甲方。此提存公证，从当事人申请到将提存款平安划出，历时两个月。为保证这一个多亿提存款的安全，甲、乙、丙三方凡涉及与提存款有关的事务，均要求在公证处监督下进行。此项提存公证的办结，使三方的各项利益均得到保护并顺利及时地实现，在仅两个月的时间里，涉及300余亩土地，一个多亿的资金，安全交易完毕，提存公证功不可没。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真正得到体现。
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经济活动中，是一个坚持公平、诚信、有序的法律武器，值得政府各部门、法律界、企业界及广大公民的高度重视。
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是诚信的试金石。在一些经济交往中，当出资金方（一般是购货方）提出将资金提存，待供货方将货送出，购货方收妥后，公证处即将提存款划与供货方。此类交易中，如果一方不愿意办理提存公证，就可能危及诚信交易，其中就可能有诈。
笔者接触过一个案例：一外地客商欲在通州购买价值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菜油，这一客商出于基本警惕，向供货方（实际系中介）提出，将购销合同予以公证，以求借公证处之力审查对方资信。申请公证时，公证员了解情况后提醒客商，最好将货款办理提存公证，待供货方将货发出后，按约定由公证处将提存款划出。当时双方均不愿意。一周后，客商痛哭流涕地找到公证处，称款被骗了，还找不到供货方经办人。到经办人公司，公司说他们也在找他，收购货款系他个人私下行为，公司不负责任。陪同客商到公证处的供货方老总，狠狠批评了他的手下：为什么不按公证处的提醒办理提存公证？
此类事例颇多，提存公证介入经济交往，保证物流交易安全，已是十分必要。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就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提存公证制度的设立，对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的办理，往往是两方以上的当事人共同申请，公证员应注意的核心工作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提存款支付办法。在什么情况下公证处将提存款划与一方，在什么情况下公证处又将提存款划回另一方？双方产生了纠纷怎么办，这一切都应在提存公证申请时设计完成。
以债的清偿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处在办理该公证事务时的难度比办理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要大一些。
《合同法》第一零一条规定：“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司法部《提存公证规则》也规定，公证处可办理的提存事务之一系“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迟受领债之标的的”。这里，“无正当理由”就成了公证处在受理此公证事务时必须认真甄别的难题。什么是无正当理由，哪些理由“无正当”，那些理由又“正当”。
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一教师从某中等专业学校调到了某高等院校，此教师在中等专业学校时参加了该校集资建房，集资建房时与校方的合同中约定，自行离开学校者退出集资房。此教师自行联系调到了某高等院校后，中等专业学校校方要求其退出集资房。因教师系自行联系离开该校，一些离校手续未办理。后经教师与校方协商，达成了协议，校方承诺为教师办理调离手续，并退还教师集资款及房屋的装修费，教师退出集资房并办理过户手续。协议达成后，又因双方的一些分歧，实际履约时间向后推迟。此时，教师以校方违反协议为由，拒绝收取房款并拒绝退出该集资房。校方即将教师告上法庭，经一、二审，法院以《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为：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故法院认定教师有抗辩权，同时也认定双方退房协议有效。学校拿到判决书后莫名其妙，不知所措，经请教该案审判法官解读，法官告知，将房款交公证处提存，以解此结。学校遂将房款向公证提出提存公证申请。公证处经审查受理了该申请。在向该教师发出“领取提存款通知书”后，该教师手持《合同法》到公证处称：根据合同法规定，是我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对方才可提存，请问公证处，“我无正当理由的依据是什么？”
显而易见，公证处在办理以债的清偿为目的的公证事务时，务必注意收集相关证据，以确认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标的物，方可受理该公证事务。
司法部92版《公证书格式（试行）》第二十一式《领取提存物通知书格式》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XXX（提存标的）将上交国库”。将提存物上交国库的时间，司法部1995年的《提存公证规则》规定“从提存之日起，超过二十年无人领取的提存标的物，视为无主财产，公证处应在扣除提存费用后将其余额上缴国库。”然而，2002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公证程序规则》却又是这样规定的：“从提存之日起，超过五年无人领取的提存标的物，视为无主财产，上交国库。”显然，这两规则打了架。如果以颁布时间靠后看，具体实践中应选用《公证程序规则》有关“五年”的规定，但以“专门法”优于“普通法”看，又应适用“二十年”的规定。但是，新《公证程序规则》对提存标的物多少年后视为无主财产，上交国库却没有规定，这就给公证员留下了思考空间——“二十年”也好，“五年”也罢，这些规定还适用否？笔者也初步查了一下，法律、法规尚无提存物上交国库的时间规定，当《公证法》已明确规定提存系公证事务的内容后，这类配套规定盼能及时出台。
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两次提到公证，足见党中央对公证的重视，也体现公证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提存公证就相当完美地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广大公证人员及其法律工作者都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勤勉尽职地宣传公证，熟练地运用公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其所能。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由于我国学校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单位，在我国法律关系主体上，事业单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法人，即事业型法人。在法律理论上，事业型法人的享有承担民事权利与义务与企业法人是一样的。但在实践中，由于事业单位与相对应的国家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复杂的人事关系与政策关系，调整事业单位存在的诸多关系主要是依靠政策，其政策载体形式是大多为政府文件，尤其是人事政策文件来实现的，事业单位的这些关系的调整也必然依赖和受到政策的制约。因而，事业型法人在实现、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方面，就存在着与企业法人等其他类型法人的诸多不同与实际困难，这点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与人事体制下表现尤为突出。
　　学生属于学校的教育资源范畴。长期以来，学生与学校之间是否存在着法律关系非常不明晰，如果说存在着法律，那么学校事业单位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无论在行政体制层面上、法律层面上均未有任何界定。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学生与学校之间逐步产生并日益突现出的冲突，表明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已在发生变化与转变，这种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教育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认识。
　　教育部新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于2005年9月1日开始实施。该规定对高等教育法律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但对高校与学生是一种什么性质或类型的法律关系，尤其当学生的权利被学校侵害时，学生是否、又应根据怎样的法律关系去寻求司法救济，仍没有（大概教育部仍无法）作明确规定。早在这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于2003年12月29日出台《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官员们明确阐释[1]，学校对学生不负有监护责任，即通过间接的形式确认学生与学校之间不存在监护的法律关系，仅此而已。
　　对学校与学生（包括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委托监护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们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研究与分析，对指导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学生行为事件、学生与学校之间发生争议纠纷、学校侵犯学生合法权益，以及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发生争议，这是当前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与认真研究解决的紧迫课题。本文试对这方面问题进行一个初步分析。

　　[前提]
　　本文的研究分析是基于：1、学校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三个体系中，实行公立学校行政管理体制的中小学校以及高校；2、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下确立的诉讼体制。

　　一、学校现状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分析了教育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教育体制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理起来”。《决定》明确提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并特别提出了改革高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问题。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更明确地提出了改革高教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等任务。1995年《教育法》颁布实施，明确提出了学校具有八个方面的权利，它们是：（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教育法》同时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1999年《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教育法》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实际，确定了高校享有的办学自主权是：（一）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二）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三）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四）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六）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八）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它用。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为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在此形式下，在政府与学校的管理关系中，反映比较突出的有以下问题：学校在对内管理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应的自主权，但在学校与市场“接口”的办学活动中，政府仍然管得过多、过细。在“内循环”方面已基本自主，但在与市场接口的“外循环”方面，行政干预仍强，而市场机制不足。在招生权方面：学校应拥有自主制定招生计划、决定生源分布，确定收费标准的权利。但招生指标仍由国家统管，其行政管理的方式基本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在专业设置方面：实际操作中还对学校新专业的开设限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新学科、新专业的及时设置，无法适用社会需求，限制了学校办学新增长点的形成。收费方面：政府统一定价，缺少弹性，不能真实反映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成本与需求的差异，不利于调动学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其次在招生收费方面对数量、地域、比例的限制，虽有利于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资源的流通、吸纳及与需求相调适的活力。管、办、评三位一体，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当运动员与裁判员。对公办学校而言，政府是举办者、管理者、评估者高度合一。管办不分，政府管理直接伸向学校的具体运转，合理的管理模式应当是政府制定标准，学校依框框办学，政府依框框监控。管评不分，缺乏相对独立完善的教育评价运行系统。标准过于笼统、统一，不尽科学，甚至手续繁琐，形式主义严重，且通过行政手段运动式推行，反而限制了学校的办学特色的形成和创新。政府财政拨款制度计划经济弊端严重，尚未建立公共财政的理念和拨款方式，不利于学校自主创新。缺乏拨款效益的分析评价制度，以及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排排坐，吃果果”的计划拨款方式，削足适履，限制了学校的需求发展和新的增长点的培育，限制了自主创新意识。拨款与经费使用设定过于僵化，经费使用栏目设定不尽科学，造成投资效益低下甚至浪费。目前，一方面教育经费严重缺乏，另一方面设备重复购置与闲置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出现教育机关审批或购办的教育设备高出市场最好产品价格，而质量、技术后3-5年的情形屡见不鲜，同时也滋养不同程度的腐败。学校内部尚未建立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缺乏依法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活力与能力。
　　在既缺少内部制度约束又缺乏外部竞争约束的情况下，“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学校受利益驱动不顾条件和质量盲目扩张，以分换钱，办学秩序混乱，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学校缺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缺权”与“不会用权”、“用不好权”甚至“滥用权利”的情况并存。然而，这种缺陷并非固有，而是现有教育行政体制与文化的结果。学校面临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社会中的地位、法律上的地位等方面的缺失、模糊不清。教育部出台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由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法律体系中仅属于部门规章，存在着与部分现行法律法规冲突、操作性极差、人民法院审判时无适用拘束力等缺陷，其立章原意无法实现。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仅仅解决了学校对学生不负有民法上的监护责任的问题[1]。
　　至此，不论在政策上、行政上还是法律上，学校与学生（包括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委托监护人）之间关系的法律性质至今仍未得到回答。

　　二、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几种观点
　　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是人们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即人们根据法律法规而结成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基于我国教育体制与立法现状的固有特点，以及人们对社会各主体的认识和法理的存在与发展，目前有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民事合同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仅仅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作为独立的事业型法人，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学生依法享有自主决定报考学校，接受高质量的服务和教育的权利。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均受符合法律规范的双方各自利益意愿约定的约束，即合同的约束。学生的考入择校、报到注册取得学籍即表明作出接受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服务、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缴费上学的承诺。学校接收学生入学，则表明学校按要约邀请--招生简章上的条件去履行自己的要约，提供相应层次的教育教学服务，使学生圆满完成学业。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违反合同，学生不履行遵守校纪校规的义务，则学校可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行使权力给学生以处分，学生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学校不履行义务也亦构成违约，学生可使用请求权、申诉权甚至诉讼权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学校与学生之间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消费民事合同关系，即通过报考录取入学形式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各自相互行使和承担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
　　学校作为事业型法人对外享有民事权利，但对内、对学生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建立起民事法律关系。大多数学生报考与录取入学是在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调控的教育体制下得以保证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纯市场行为来实现的。学生属于学校因政府调控而获得教育资源，学生并不是纯商业性教育消费的主体。因此，学生报考与录取入学方式并非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民事行为。随着国家调整了“教育产业”的构想，摒弃了学生上学系“教育消费”的指导观念，这种学术观点已不被社会接受。
　　行政法律观点
　　这种观点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职业学校与高校表现较为明显，认为被授权的学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与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学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就自身行使职权的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有利于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当学校与学生发生纠纷时，在一定条件下学生可以按照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受教育权，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原则、证据原则等，都可以为事实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实质上是使用推论而得出的学说。这里暂不定论其方法以及结论是否正确。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律属于成文法，即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那怕你是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阐述、解释或推论都有可能被适用，但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则推论不能创制，更不能被适用。另一方面，我国诉讼法法律条文大多都属于限制性极强的条款，如行政诉讼的被告只能是行政机关，而不能是事业单位，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能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是抽象行为。而依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学校不符合行政诉讼被告适格主体的要求，学校行为的也不是行政法、行政诉讼中法定的行政行为，准确讲，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着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
　　双重法律观点
　　有学者通过对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即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2]。民事法律关系如前面所述，而行政法律关系是因为学校基于法律授权而行使一定职权，在处理行政事务中与学生发生行政法律关系。但这些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全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否则将会妨碍学校正常的工作秩序，降低学校的权威，在这一行政法律关系中，只能部分排斥司法审查，部分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
　　双重法律观点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两点观点的综合，即不完全赞同前面两种观点，也不完全排斥前面观点。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的将前面两种观点的优劣一并带入到自己的观点中。即哪些学校行为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哪些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哪些行为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那些行为将被司法审查排斥，几乎无法界定，也无法罗列，更不具有实际意义与操作上的可行性。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的看到，双重法律观点表述比较符合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诉讼法律体制下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表象，这是双重法律关系观点的产生基础，故这种观点并未从根本上深入分析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之间的性质、特征，而是对一些关系的表现进行综合得出所谓双重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的观点
　　学校，特别是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种在理论支配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严重不平等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承担各种义务的不确定性。学校往往出于主观的评价，在实现教育目的之内，可以为学生设定各种义务。二是学校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对这种限制学生只能承受，不能或者很难获得司法救济。这样的结果，无疑强调了学校的自主权，避免外部过多地干预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但不符合社会取向所希望的行政法治原则，必然给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带来更大的不公。而从管理行为学角度上看，目前在校学生行为来分析，学生也未必随时随地、绝对地处于弱势地位，目前社会上反映出的诸多案例，已表明学生行为的异乎寻常地超出了学校管理权相对人弱势地位的范畴，已给学校管理、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困扰。
　　然而，随着依法行政观念的发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即学校为公务法人的理论观点受到多方面质疑。且其观点本身也存在着，诸如要将特别权力关系中双方所有的争议，包括学生可否对学校的成绩评定、宿舍等管理等方面争议纠纷提起诉讼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在法律上确实很难以实现，且也存在非常复杂的实际困难；学校与学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等等。因此，行政法学界又提出了几种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提出了对涉及到基础性关系的决定，如入学、学校毕业分配、参加考试、博士学位授予、退学或开除、留级、拒发毕业证书等，均认为是国家行政法规定的法定事项，应列入可诉性行为。对于一般的管理关系，如学术研究、成绩评定、着装发型礼仪等方面的规定、宿舍管理规定等，均认为属于学校内部管理权，则不列入司法审查范围的观点。

　　三、我国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定位
　　目前在学校作为法律关系主体性质的定位方面，在不少的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倾向于将学校（尤其是高校）定位于公务法人[3]，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借鉴大陆法系的“公益机构理论”。这一观点理论人认为：公务法人是近代行政管理的一种新技术，是行政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扩张形态，其具有的特点为：1、公务法人是依照公法设立的法人，具有法人资格，是公法人的一种。所谓公法人，是因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而建立的，能够作为公权力主体行使权力并承担义务的组织，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的主体。2、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它担负特定的行政职能，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目的，因而是有别于行政机关的事业单位组织。3、公务法人享有一定公共权力，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它又不同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单位和内设机构，也不同于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个人，而是可以以自己名义独立行使某种权力、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体。4、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存在丰富而特殊的法律关系，既包括民事法律关系，也包括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而后者集中体现了公务法人与其他类型法人的根本区别。目前，我国的公立学校，尤其高校都是以公共利益为运行宗旨，拥有一定“行政职权”的组织。学校作出的许多决定是强制性的，有确定力和执行力。因此学者们呼吁，为了保证学校的功能和职权得到很好的实现和执行，能给公务法人相对人的学生相应的司法救济权，应尽快确立学校的公务法人地位。
　　其二，学者们认为，对于这一体系中的特殊权力的实现，应当区成为重要性事务和非重要性事务。凡涉及到学生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重要事务，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救济。凡学校从事的普通内部管理事务是非重要性事务，学生不能提起诉讼，法院也不应予以支持。这种设计也是可以的，但它取决于我国法律体制，成文法本身存在着立法困难，这种观点的立法也必然导致法律条文的细繁，可行性较差。另外，被很多学者忽视的情形是，学生与学校之间对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争议非常少，而恰恰被这些学者们称之为“非重要性事务”的争议却几乎每天都可能在发生，这种现实与学术观点形成严重背离的事实，令这些学者们非常尴尬。同时由于学校必竟不是行政机关，虽然学者们认为学校管理权的行使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性质，但它仍不能成为行政具体行为，也不是替代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行为，因此不论学校的行使了何种行为，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某些人民法院受理了学生提起的行政诉讼个案，从程序法适用上讲是不符合现行行政诉讼法的。

　　四、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不论前面所述的几种学术观点有何种理论根据，有何正确性与合理性，能够在实际中操作，能够实现司法救济是唯一衡量标准，即能够启动司法审判程序才是最重要的、最实际的，也就最需要重视与关注的要素。
　　确定民事法律关系
　　在学生安全方面，我们观察到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有如下“
　　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定。
　　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原因，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校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
　　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
的规定[4]，学校对学生负有的责任教育、管理、保护和告知责任。而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民事过错责任。
　　如前所述，《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法律适用拘束力方面存在着瑕疵，它未必就不能启动司法审判程序，对于这点可以通过观察劳动争议解决的司法程序启动来思考。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发生劳动争议，首先要向仲裁机构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这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方可在法定期间内提起民事诉讼。《劳动法》与《教育法》一样同属于行政法范畴的基本法，不同的是《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与诉讼。而实行了近两年的国家事业单位人事争议纠纷处理，在没有基本法的情形下，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5]，采用了依照劳动争议申诉仲裁与诉讼的模式，来启动民事诉讼司法程序。由此可见，除法律有规定的客观因素外，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的解决，是由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或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人事关系申诉，经过“特殊仲裁”前置程序后，作为对“特殊仲裁”司法救济手段而转入了民事法律关系，进而启动了民事诉讼程序。而这此两类争议的解决方式，在表象与实质上并非一定反映当事人之间原本存在着的民事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