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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理论渊源

刘成江


　　一、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宪政法基础
　　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宪政法基础是行政处罚当事人在行政处罚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地位。它直接导源于现代宪政理论中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的理念。人权与宪政是近代政治的全部内容，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是通过宪法实现和保障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建立在主权在民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宗旨是保障和实现人权。战后这一宪政理念的高扬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现代行政法的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所结出的宪政硕果之一就是行政程序法的产生与发达。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理念是，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可任意支配的客体，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且不可任意支配的主体，是限制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有效力量。在行政程序法中创设告知程序，既是对当事人人格尊重的具体体现，也是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法律机制。
　　二、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程序法基础
　　在现代社会，法治的实现过程主要是一个程序化过程：其一，法治的本质决定了法治的原则主要是程序原则；其二，法治的实现过程依赖于程序，没有程序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理念是“法律至上”，对于政府权力而言，这意味着在法治状态下，静态的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边际约束”；动态的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但是，政府权力同时又是法律授予的。在这一意义上，法治理念似乎暗示，必须先授予权力，然后必须对权力予以必要的制约。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法治所强调的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核心，不在于从实体上对法律授予的政府权力进行制约，而主要是从程序上要求政府权力必须理性地而非恣意地或专断地行使。行政权的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行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渗透，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行政权的膨胀也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带来潜在或现实的威胁。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权力的制约主要靠实体的限制，即“管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不得不在实体上赋予政府以强大权力的情况下，对这种权力的制约在更大程度上必须诉诸程序，“程序的控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实体上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权力”通过行政程序对权力的行使进行事前和事中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促进行政权行使的效率，平衡行政权和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关系，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已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将政府权力纳入具有理性结构的程序之中，并运用程序制度来防止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恣意和专断，是整个法治过程中人们一直不断努力的重心所在。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实质即行政程序的确立是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正确行使行政权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现。
　　三、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行政知情权基础
　　所谓行政知情权，就是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获取，知晓行政活动的宗旨、原则、依据、程序及其结果的权利。它是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现行政公开的突出权利，体现了现代民主与文明的基本要求。
　　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认了公民的行政知情权，并且确立了保障公民行政知情权的法律制度。
　　1946年联合国通过的第59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第42条第1款规定：“联邦议院的会议公开举行。”这是较早确认知情权的一部宪法。德国于196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标准草案》和197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都规定：在影响当事人权利的行政处分作出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机会，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有查阅案件卷宗材料的请求权，给予当事人表明意见的机会，从而确立了公民的行政知情权。
　　日本在1962年公布了《行政不服审查法》，确立了一种“教示”制度，即行政厅在作出可以提出不服申诉的处分时，应主动或通过申请给当事人以“教示”，告知受处分人是否可以申诉，向哪一机关申诉、申诉的期限等以及教示错误要承担的相应责任。
　　以上各国有关行政知情权的立法，其共同之处在于对行政知情权的确认与保护是通过行政处分中的告知或听政程序的规定来加以体现的。也就是为了确认和保护公民的行政知情权，法律通过设立告知程序来加以保障。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影响其权利的行政处罚时，都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机会，告知与行政处罚有关的内容、理由、依据及其应享有的权利。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从日耳曼法上的outlawry看中西方死刑观

宋飞


　　关于处于法律保护之外（outlawry，《撒里克法律公约》则将其称为wargus），这是日耳曼法中的一项特色处罚措施。起初，它是作为共同体对违法者的一种宣战，后来成为强迫服从公共权威的一项普遍手段。若某人被宣布处于法律保护之外，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权利，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如果有人杀死他，也不承担杀人罪的责任。
　　处于法律保护之外的人们不能居住于人世之间，而只能隐居于森林之中，且必须与一切普通人的居处隔绝。正因如此，斯堪的纳维亚人常将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者称为“森林中游荡者”（wood walker）。在法兰克王国，早期的《撒里克法律公约》提到了法兰克人的这项古老规则，即为了劫掠而发掘死尸的人须被宣布处于法律保护之外，直到死者亲属同意他回来为止，在此期间，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妻子）等若给予他面包或款待他，均须交纳罚款15索尔第。在国王查尔佩里克一世颁布的法规中，也将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者（outlaw）描述为徒步游荡于森林中者。《利普里安法典》第90条则明确处罚那些准许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者进入自己家庭的人，如果房主是利普里安人，须交纳罚款60索尔第，如果为罗马人或教会神职人员，须交纳30索尔第。
　　在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称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者为狼或狼头（wulfesheofod，即wolf’s-head），意指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者像狼一样，是危害人类的敌人，人类可以如同对待狼一样将其杀死，而不能款待他。《克努特法典》明确规定，为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者提供食宿的人要交纳赔偿，甚至将有丧失其生命或全部财产的危险。那些犯了确实应被宣布处于法律保护之外的人不仅人身处于随时可遭杀害的境况，而且财产也被剥夺。只有国王才有权力授予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者以安宁。就英国而言，处于法律保护之外一直保持到近代（英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在1879年才正式宣布废除处于法律保护之外。在其刑事事务中，其存在时间更长，只是已经很长时间不被实际使用罢了）。但在诺曼人征服后，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这一措施的含义发生一定的变化。
　　但是，从理论上而言，假如根据上述这些法律规定就断定，处于法律保护之外是起源于日耳曼人的习惯或者说这是日耳曼人最原始的处罚方式，则还存在一定的疑问。笔者就认为，处于法律保护之外（outlawry）这项处罚措施并非日耳曼人所独创。在古希腊的雅典共和国，克里斯提尼发明了有名的“贝壳放逐法”（也称“陶片放逐法”），即公民如果认为某人对国家有(潜在的)危害，就可以将此人的名字记在贝壳或瓦片上进行投票。如果此君“得票”超过半数，就要被放逐国外十到十五年。这一制度于前487年首次实施，最初它被设计用来防止对民主制度的破坏，例如运用于某个有野心成为僭主的人。然而，被认为具有太多权力的市民很快就成了被放逐的目标人物，例如前485/484年的桑提波斯（Xanthippus）以及之后的修昔底德。在这套体系中，被放逐者的财产将会保留，但他本人不允许进入他被放逐时的城邦。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虚拟的理想法制也借鉴和参考了这一制度。对此，柏拉图在该书第297—298页通过对一个杀人犯的处理，来说明这一制度的可行性。在他所描述的雅典人的一个古老的传说中，受暴力侵害致死者在刚死时，对罪犯充满愤怒。受害者的同伴会替其寻找谋杀犯。所以罪犯必须远离死者生前常去之地。一旦被抓住，一切刑罚都得加倍！就算没被抓住，“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死者诅咒也会施加给他。古罗马共和国也发明了类似的“禁绝水火”，《关于暴力罪的普劳提乌斯法》（Lex Plautia de vi，大约颁布于公元前77年）针对暴力罪规定了死刑，同时，允许被判刑人选择适用禁绝水火刑以免于执行死刑。禁绝水火的刑罚意味着被判罚者如果在离卡皮托尔山500英里的地方被发现，必须被处死，任何供给他食物和眠床的人都必须受死刑。日耳曼人的立法显然受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法制的影响！
　　事实上，这三者共同构成西方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个特色内容，即西方人自古就认为，罪不可赦者并不一定非要通过国家暴力剥夺其生命权，他也可以选择被公民社会驱逐的。而在中国古代，罪不可赦者则必须通过国家暴力剥夺其生命权，只有情节轻微者才可以选择刺字流放（有意思的是，柏拉图在《法律篇》也赞成在罪犯身上刺字）。
　　这一微妙的差异导致了以“大赦国际”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一直在对我国的死刑制度表示质疑。为此，今年8月，正在讨论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这一立法动态正是适应了国际舆论的呼声，应该看作是我国刑法观念进一步摆脱了古代封建思想的束缚，开始与西方刑法观念相融合的一个良好苗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日耳曼法研究》 李秀清著 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第一版
2. 《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徐国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
3、（古希腊） 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124页
4、百度搜索引擎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