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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审员的大众化的原因

北安市人民法院钱贵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第四条对“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具备的条件做出了具体的要求：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在这四个必备条件之外，另起一行还有个补充式的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决定》中关于“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规定是否应该成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1).我国各地选任人民陪审员存在“精英化”的趋向
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各地选任人民陪审员明显存在一种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由于过分注重《决定》中关于学历的要求，导致“精英化”的人士太多，而“大众化”的人士太少。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人民陪审员的学历水平普遍很高。资料表明，江苏省2732名人民陪审员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有2315人，占84.7％。在北京海淀区，许多人民陪审员分别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著名的学研机构，具有相当浓厚的学术、技术背景。由于人民陪审员中高学历者居多，存在着“精英化”的趋向，使得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大打折扣。
(2).人民陪审员的“大众化”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
陪审员制度作为普通群众参与司法事务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在创设之初，其目的就在于彰显政治民主和司法民主。可以说，在实现多数统治的政治理念上，陪审制与选举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陪审制度的民主性不仅仅是通过普通民众参与司法体现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民众的参与必须体现出广泛性和开放性。但是，从我国目前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实际操作来看，许多地方把学历作为选任人民陪审员的重要参照标准，把人民陪审员的资格大多限制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就在实际上割断了法律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剥夺了大部分民众通过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机会，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司法民主的初衷。在实行陪审制度较早的西方国家，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做要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等原因，不能对事物作出辨认，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 比如美国强调，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
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在选任人民陪审员的过程中，如果过分注重学历，将意味着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审判领域之外，使他们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这是对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权利的剥夺。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低学历的人群，比如工人和农民排斥在司法活动之外，而应该不分性别、职业、民族、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尽可能地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人员参与司法审判，使人民陪审员的“人民”性更加名副其实。
(3).人民陪审员的“大众化”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法国18世纪伟大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曾说过，陪审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公民是由与他们平等的人们来审判的。它的目的是要使公民受到最公正和最无私的审判。实践证明，在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对诉讼争论根据事实同样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与“精英化”无关。而且，人民陪审员来自普通的群众，他们了解民情，代表民意，在陪审活动中更注重以社会道德标准评判案件，这将有利于把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价值标准融入司法审判活动中，与职业法官形成一个思维的互补，能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司法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裁判公平、公正、合情、合理，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人民陪审员“大众化”的标准，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适应这一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扩大普通群众参与司法审判的机会，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审判中去。具体来说，凡是在地方选举中进行了登记的选民，并且符合《决定》中关于“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四个必备条件，没有犯罪记录或职业限制的人，都应该可以出任人民陪审员。
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实现人民陪审员的“大众化”，进一步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如转载请注明作者）


　　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了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及其法律后果，而在保险审判实务中，围绕该条的法律适用难题很多。德国保险合同法制定于1908年，德国联邦议会于2007年11月23日基于全新的指导思想[1]对该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的德国保险合同法（以下称为“《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第19条对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完善。笔者依托于德国法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研究，试图给我国保险法的相关制度设计提供些许启示。

一、德国法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

《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在吸收德国旧保险合同法规定及相关法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于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进行了系统规定。较之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的规定，《德国新保险合同法》更侧重于向投保人利益倾斜。具体来说，《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在评价投保人是否违反告知义务上，要求满足客观和主观构成要件。

（一）客观构成要件：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

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既包括未说明的消极不作为，也包括错误说明的积极行为（作为），这是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构成要件。[2]但是，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行为上，还要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制。

1.投保人书面询问有限告知模式。对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在比较法上有不同的模式，主要有无限告知义务模式和询问回答义务模式。《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第16条第1款句1规定，“投保人知悉且对于危险承担重要的情况，应于订立合同同时告知保险人”，采取无限告知义务模式。德国保险合同法修订过程中，无限告知义务模式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投保人对保险人书面询问的回答模式。《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1款句1规定，只有通过书面形式询问的问题才是重要的。对此，（1）法律首先给保险人设定了询问义务，如果保险人未对投保人提出询问，则立法假定未被询问的情况并不重要，投保人不需要告知，也就不存在违反告知义务问题。比如，保险人给出了填写特定疾病的表格，那么投保人就不需要说明表格之外其罹患的其他疾病。[3]并且，在保险人未询问的情况下，德国法还否定保险人基于欺诈说明的合同撤销权。[4]（2）在保险人询问形式上，德国法要求保险人通过书面形式询问，通过书面询问，则将危险情况是否重要交由保险人来评价。而投保人能够相信，只有以书面形式询问的问题才重要。[5]

2.书面询问问题未必就是重要问题。以书面形式所提问题还必须是客观上确为重要的危险情况。如果投保人对于保险人书面所提问题重要性持有异议，则负证明责任。当然，在投保人的证明限度上，德国法院判决认为，只要能够判断危险情况可能或者大概不重要即足够[6]；然后则要由保险人进一步提出其对于危险判断的基本原则作为反证。但是保险人对于“众所周知”的危险情况不需要反证，例如在健康保险上，感染艾滋病毒[7]、酒精肝[8]均属于众所周知的危险情况，保险人不需要对其危险评价原则加以说明。

（二）主观构成要件：投保人主观过错

根据德国保险合同法规定，如果投保人对于重要危险情况未如实告知，在适用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还需要查明投保人涉及何种过错，这构成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具体来说，根据投保人主观状态，主观要件主要包括故意、重大过失、轻微过失、无过失或者欺诈。

1.故意和重大过失。在德国制定法上，并无故意、过失等主观状态的法律定义，而是交由法学理论来加以发展，并由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来进行判断。在德国法上，通说认为，民法上故意是指对于事实要件的知悉并且具有产生损害的意愿；在确定故意的要求上，放任产生损害的意愿即间接故意已经足够。[9]

重大过失则要求特别重大、恶劣的不可免责的忽视，这种忽视是任何人都需要并且能够注意的。[10]重大过失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客观要素，即对于行为禁令的认识和避免的可能，其具体的评判标准是任何人的平均认知标准；二是主观要素，即更高的主观可归责性，因为每个人都能认知和避免，所以投保人违反此要求，其主观可归责性更大。[11]

2.无过失。在德国法律实务中，投保人无过失的案例很少出现。如果投保人毫不沾边地回答了问题或者错误回答问题，或者投保人错误地将情况认为不重要，则能够指责其过失。但是，德国法在以下情况下则确定了投保人无过失，如果申请表格空间有限并且投保人已经告知了所询问问题的基本情况，这种情况下能够考虑投保人的无过失。[12]投保人的无过失还能够在以下情况下推导出来，如果基于家庭医生的说明，其是健康的，而事实上其并不知晓真实情况，并且因此错误回答了相关健康问题的询问。[13]无过失需要投保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在德国法上，填充申请表格时保险经纪人的过失亦归为投保人的过失。[14]

3.欺诈。欺诈是故意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指投保人在告知其有说明义务的事实时隐瞒并意图造成混淆。欺诈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如果合同相对人在缔结合同时知道真实情况，则不会就约定内容订立保险合同。[15]

（三）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举证责任

德国保险法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构成要件的举证上，要求保险人证明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即保险人需要提供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事实。

在保险人举证证明了客观构成要件后，推定投保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即投保人需要举证证明其轻微过失或无过失。

对于欺诈主观状态的证明，则需要由保险人举证，因为欺诈法律后果对投保人利益最为不利，故从保护投保人利益倾斜角度不适用推定原则。

二、德国法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一）投保人告知义务的法律性质

在德国法上，投保人告知义务的法律性质属于不真正义务（Obliegenheit）。不真正义务是保险法上的特产。在保险合同法中，“不真正义务”设定投保人的行为规则，[16]这种行为规则同债法中的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的区别在于，不履行不真正义务，对方当事人不能起诉要求履行。[17]不真正义务与同样不能起诉要求履行的附随义务的区别在于，不履行不真正义务并不能引起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是引起其他法律后果。德国法理论关于不真正义务同义务（Plicht）的界限一直在争论不休。[18]但是，《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却大胆地以不真正义务为标题，对不真正义务进行了系统规定，投保人告知义务、危险提高告知义务以及其他不真正义务均在此标题之下。

作为先合同义务的投保人告知义务是最纯粹的不真正义务，此义务能够使保险人正确评价所承保风险，以确定是否以及基于何种条件特别是基于何种保险费率来承保风险。[19]

（二）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作为一种纯粹的不真正义务，保险人并不能起诉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但是如果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则产生失去相应权利的法律后果，这也是违反不真正义务的实质所在。德国保险法关于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针对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3款句1规定了同条第2款的例外：如果投保人并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反不真正义务，则保险人并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从该款规定的反面解释，并结合同条第2款规定内容，能够推导出：如果投保人故意违反合同前的告知义务，则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这对投保人重大过失违反告知义务亦同样适用。但是，《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4款对于这个基本原则规定了例外，即在特殊情况下保险人不能解除保险合同，而只享有变更保险合同的权利。

2.保险人的合同终止权。如果投保人成功举证反驳了其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指责，则保险人不能行使解除合同权。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投保人轻微过失或者无过失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则可以行使合同终止权[20]。在德国法上，合同终止权是在继续性债务关系中不具溯及力地消灭债的关系的权利，同解除合同溯及既往地消灭债的关系相区别。[21]当然，德国保险法对合同终止权还规定了例外，即在特殊情况下，保险人不能终止合同，只能要求变更合同。